编者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南开在万众瞩目中走过辉煌百年历程，并隆重开启了新百年的浩瀚征途。日新月异的变化中，那些深藏在心底的南开故事却历久弥新，依旧源源不断传递着温暖人心的力量。在阳光灿烂的夏日里，让我们再次品读一些好文章，共同回味南开往事、重温师生情谊、感受南开情怀吧！

自2017年11月起，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二居委会为80岁以上的离退休教职工义务理发，这样就为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见面交流的机会和场所。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中期考入大学的，60年代初期毕业或提前毕业留校以及其他学校毕业分配来的毕业生，在学校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大家有共同的经历和感受，聊天的话题很多很多，突出的是对境遇的感慨和对党和国家的感激。

这一代人有百分之八十是从农村考进来的，绝大多数享受一等助学金。建国初期，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国家用人民助学金，将广大青年送进高等学府深造。毕业后，学校又把教学科研和党政管理岗位交给他们，这是人生的重大转变。另外，这一代人经历的政治运动多，毕业后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低，工资待遇低，结婚后住房困难，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正常工作停止。住筒子楼，公用厕所、水房，拿56元工资，几乎20年没有变。但大家都身怀感恩之心，只有一个想法，真正树立为公的志向，努力提高学习研究的能力、团结合作的能力、吃苦耐劳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为南开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一、提高业务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在这期间，学校对留校的这些毕业生非常重视，有50%分配到各系的教学岗位，由老教师亲自培养，当时习惯把这期间毕业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人称为“第三代”。第一代是指南开大学解放前的教授，包括杨石先校长，郑天挺副校长，吴大任教授，各系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第二代和第三代以“文革”分界，“文革”前已经是讲师的被称为“第二代”，“文革”前是助教的被称为“第三代”。

南开大学一贯重视教学质量管理，坚持高标准培养目标的好传统。当时总的要求是，高等教育应走加强基础、加宽专业、因材施教、文理结合、理工结合的道路，在教学方法上，吴大任副校长提出改变“灌输式”，提倡“启发式”，注重原理，少讲技巧，鼓励学生自学。在具体做法上，郑天挺副校长要求，上课必须依据教研室集体讨论制定的教学大纲，授课前任课教师必须预先撰写教案讲稿，并在教研室内试讲，经过集体讨论修改，方可正式上课。

讲课教师和助教对所任课程都十分重视，因为得到这个工作不容易，所以他们除认真备课以外，还大量收集相关材料，上好辅导课，广泛听取学生的意见，积累材料，改进教学。在传统教育制度的影响下，在老教师的引领和实际教学活动的磨练中，青年教师在成长，一代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我们学校在六十年代前期，重视教学质量，管理严格，形成了治学严谨的校风。当时《人民日报》曾以《南开学风堪称一流》为题进行报道。

二、科学研究，厚积薄发

南开大学在建校初期，就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杨石先校长一向坚持认为高等学校应同时担负教学和科研的双重任务，1958年，他就指出“高等学院应是国内具有最雄厚的科学研究后备力量的机关。”1962年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经济研究所由滕维藻校长兼任所长。为了文史等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郑天挺副校长征得国务院批准，1956年又建立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而后，又陆续成立了日本史研究室、美国史研究室和拉美史研究室。三位校长都兼任过研究所所长的工作，足见学校对科学研究的重视。每年留校的毕业生有将近30%的人员充实到科研队伍，他们向前辈学习知识，发扬严谨的治学作风，并严格要求自己。当时住房条件艰苦，大家都是住一间筒子楼，子女晚上要做作业，教师晚上无地方备课，只能到教研室和实验室去完成每天的任务。那时，从第一教学楼到第五教学楼，每天晚上到深夜，都灯火明亮。文科的研究人员需要到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或者搞社会调查。在长期的外出过程中，有的人经常是吃烤饼，咸鸭蛋，喝白开水，生活艰苦，工作刻苦。

广大教师在当时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奋力夺回失去的时间和知识，不断追赶国内外先进水平，取得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成果。同时，为我校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研究室以及国家工程中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储备了人才。

三、利居众后，责在人先

党政管理干部，有专职干部和双肩挑干部两种。双肩挑干部大多数是业务能力强的资深教学科研人员，如杨石先、滕维藻、吴大任、郑天挺、胡国定校长等，都是著名的专家教授。各院系的院长和系主任也都是本单位的专家教授，如历史系的魏宏运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著名专家、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担任过历史系系主任助理、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为搞好管理工作操劳一生，是南开双肩挑干部的楷模。

每年补充到管理干部队伍中的毕业生，基本上都是专职干部，大体范围是学校党政部门、各系所党政管理工作、后勤、机关等。

当时党政管理工作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六十年代，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教职工粮食定量低，工资收入也不高，居住条件也困难；二是学校提倡节约经费开支，如学校的办公楼、教学楼、学生宿舍、校园环境的卫生和管理都划分给各单位，自己负责，提倡义务劳动，没有加班费。

针对这种情况，当时有两种措施，现在记忆还特别深刻，一是推甘求苦，心有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困难时期，各单位对职工的家庭十分关注，经常分析每家的情况，利用福利基金，给临时困难或长期困难的职工分别给予临时困难补助或长期困难补助。对住房的安排，除了按职务职称和工龄长短外，还考虑是否老少三代或子女多等困难。在遇到涉及晋升职称，提高工资的机会时，都是给各单位指标。为了不与群众争名额，有的单位负责人，就主动让出指标，如物理系的副系主任胡序介就主动让出给他的指标。在晋升高级职称（副高）的时候，机关党委书记姚耀同志、金融系党总支书记张洪年都主动放弃。二是做好服务，勇于担当。各系、所和后勤机关及各直属单位，都是为教学科研工作服务的。在实际工作中，树立自觉的服务意识，保持热情的服务态度非常重要。如后勤领导经常起早摸黑到学生食堂、学校医院、幼儿园等敏感单位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以免发生意外事件。有的总支副书记、政治辅导员同学生一起打扫宿舍卫生，掏厕所等。有的副系主任经常为单位的工作加班加点，带领学生打扫教室和承包的校园环境卫生区域。春天种花栽树，夏天剪枝除草，热情的服务态度取得了实际效果。当时在学校还传颂着著名教授冯文潜老馆长搬椅子故事：电影广场距离图书馆很近，电影散后，广场留下了几把椅子，第二天早晨，冯馆长看见后，就自己悄悄地搬回了图书馆。在这个故事的感召下，大家爱南开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把自觉服务意识上升到了爱南开、爱国家、爱人民的高度。

光阴似箭，转眼间六十年过去了，又是一个甲子，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些当时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已经是耄耋之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红利把我们过去关注的工资待遇和住房问题搞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翻转。党的十八大以后，老年人的退休金每年都有提高。住房都已商品化，子女都能自己买房买车。年轻时挨过一段苦日子，老年经济富足，身体安康，生活幸福，才是人生的圆满。

百年校庆，薪火相传，沧桑砥砺，铸就辉煌。南开大学从六十年代初期的九系二所，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棵参天大树，他的成长离不开新老南开人的精心维护和无私奉献。属于过往的岁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功不可没，不应忘记。

作者：李宪庆  王荣起 刘新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