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于1963年9月从偏远、落后的鲁北惠民一中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入学后，当得知老校长张伯苓的孙女张元良也在同系同年级学习时，便觉得老校长离我们并不遥远欣喜可亲；后又得知，当年的老校长为创办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历经磨难和千辛万苦，并且是走出国门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个擎旗者时，更加肃然起敬。他提出的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延续至今，令世代人敬仰，所有的南开学子都在校训的哺育下健康成长，校训的光芒也成为指引我奋斗一生的指路明灯。

允公就是树立家国情怀

1968年年底，鉴于文革的原因，我们总算是毕业了。正值文革的动乱年代，谈不到什么正规的大学生毕业分配方案。我还不错，很荣幸地被分配到了祖国的钢都---鞍山钢铁公司（后又随支援莱钢来到了山东莱芜钢铁公司简称莱钢），从此，我的一生就与钢铁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中学、大学的，朴素的感恩情结告诫我：位卑未敢忘忧国，应该力争又红又专，终生做一名祖国有用的人。

来到了产业工人群体之中，亲身感受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的风貌：爱国爱群，以厂为家，醇厚善良，大公无私。这让我从心里认定和敬服：产业工人群体才是国家的真正脊梁。

听说当年日本鬼子投降时，曾留下了这样一句话：“鞍钢这地方只能扒了种高粱”。就冲这句话，鞍钢人靠着“鞍钢宪法”和“孟泰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恢复生产，很快就让高炉流出了铁水。

允公，这是博大的家国情怀，它和天下为公是一脉相承的。谁能做到允公？谁能做好允公？我认为首先是无产阶级，是产业工人，是劳动者。

在鞍钢，我领悟到家国情怀的一种精神，那就是勤俭持家的精神。全国劳模孟泰，是炼铁厂的一名管工，在鞍钢恢复建厂期间，他带领大家在旧址废墟上捡零件、捡备件，小到螺丝帽，大到电机设备，形成了一座“孟泰废品仓库”，别小看这个废品仓库，在恢复生产时可派上了大用场，这种勤俭持家的精神一直延续至今。

在鞍钢，我还感悟到一种分配制度，那就是保健卷。那时职工班中要在厂里食堂用餐，厂里为了保证职工的身体健康，免费提供一次保健菜，其良苦用心是要职工一定在当班时吃到肚子里，不能拿回家全家吃，也不能攒起来集中使用。保健劵分甲、乙、丙三等。炉前工和重体力工种享受甲等，工长和瓦斯工、卷扬司机享受乙等，长白班机关人员享受丙等。这种分配制度令我吃惊，这让我时常联想起老工人“忆苦思甜”说的话：“旧社会把我们工人当成草，新社会把我们工人当成宝”。

在鞍钢，我找到了我的偶像，未曾见面的蔡博厂长。蔡博厂长是蔡和森的儿子，蔡畅的侄子，可谓名门之后。他系前苏联学成回国的专家，曾在鞍钢炼铁厂工作过。蔡厂长对待工人非常和蔼，在现场和工人握手时总是摘掉手套，说家常话，问长问短。对待中层干部和技术人员则特别严格，问起问题来深入细致，直到他听明白为止，技术人员和中层干部有些怕他。他上班总是先到现场各高炉转一圈，然后再回办公楼开早调会。调度会上汇报情况他不准照本子念，所以个别人只好把一些数据用圆珠笔写在手背手心上，人们戏称无纸化办公。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值“三线建设要抓紧”、“要准备打仗”。山东莱钢是一个“小三线”厂子，前身叫七0一工程指挥部，是济南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将军坐直升飞机亲自选的厂址，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设计，人员主要来自省委省府的下放干部，从鞍钢、济钢、马钢、北满特钢等厂调来的部分人员和大批的退伍军人。那时的钢铁行业口号是“全国支援鞍钢、鞍钢支援全国”，我就是随着支援莱钢的队伍来到了莱芜钢铁公司

允能就是不断提升能力

张伯苓老校长说，南开人，散开来是满天星，聚起来是一团火。要在工作中更好地发挥光和热，就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早在鞍钢工作阶段，正赶上筹建全国最大的十一号高炉，上料系统采用无触点技术。考虑到我是物理系毕业的，安排我参加技术组到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学习，配合设计单位按照生产工艺将有触点转化为无触点。后又到南京梅山九四二四厂培训（该厂系应用天传设计的高炉装料系统无触点控制较早单位之一），给来厂培训的鞍钢卷扬司机讲授图纸，从半导体逻辑元件讲起，教学相长，进而进一步加深了与产业工人的感情。    

在企业举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时，我曾一度调去担任教师，主讲《工厂电工》。这期间，我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一位任课教师，又动手合作编写了《电工数学》，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兴趣。这批学员中大多是生产技术骨干，不少人自学成才，有的后来成了中层领导和工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春天，我们这一代是最大的受惠者。国家急需人才，急需知识分子，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必须允公允能，才能更好地为祖国效力。

1979年，我和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一名生产技术科科长去锦州参加了可控硅技术应用推广会议，被称作莱钢开始启用知识分子的一个信号。1980年，我参加了全国高炉系统无触点控制设备技术鉴定会。1981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我参加了全国厂矿长考试培训。1987年，参加国家档案局举办的全国首批档案局馆长领导干部培训班，历时一个月，系统学习了文书学、档案管理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文献编纂学、档案保护技术学、领导科学概论六门课程，并获结业证书。1990年，我又参加了冶金部举办的档案处长岗位职务培训班并获证上岗。1993年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获山东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1999年参加了在昆明召开的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学术年会。理论学习和实践磨炼使我大大提高了干好本职工作的能力。

创新才能日新月异

莱钢在档案管理方面已经达到了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国家一级，我也被国家档案局聘为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国家级评审员。1996年9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聆听了李鹏总理向大会的致辞，见到了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瓦洛先生，并与瓦洛夫妇合影留念。    

档案管理升级是提升管理的一个抓手，但后来越来越多地趋向表面化和形式化，严重的时候出现了花钱买升级。全国档案管理“升级”只得终止，开始了“认证”（后改为“认定”）工作。

企业档案工作目标管理标准，有四大项35小项，计100分。一开始人们难于掌握，我根据国家级评审员培训班上的专家讲述，结合省档案局经济科技处业务指导时的解释，编写了《企业档案目标管理认定标准的理解与掌握》一文，经省局经科处同志修改补充，发表在《山东档案》上，供认定工作参考。  

在档案管理上，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设备设施、现代化管理、开发利用等方面日臻完善、日新月异。档案人体会到，“有为才有位”，“档案重在利用”，更加坚信“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将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档案编研包括深层次编研，我组织全处同志积极参与编史修志，编撰年鉴工作。而编史比较困难，一要对企业的发展脉络清楚，二要充分占有史料，三要秉笔直抒、精益求精。我通过参加在首钢举办的冶金史学会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大开眼界，学到不少知识和经验，见到了老前辈袁宝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结识了史学专家张信传（冶金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原副总干事长），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对编史修志充满了信心。我们以历年《莱钢报》为线索，以莱钢大事记为统领，发挥声像档案的优势，采用“老照片”的模式，左图右史，图文互补，体例上选用编年史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全记录新体例，将历史化为新闻，把新闻串成历史，使其更具真实性、史料性、可读性，被视为一个创新，该书曾获山东省档案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后来，我又提出了“一年一鉴、五年一志、三十年一史”的计划目标，倡导“众手成志”，连续出了《莱钢年鉴》、《莱钢志》、《莱钢图史》等志书。我历任《莱钢志》《莱钢年鉴》主编、副主编，兼任山东省年鉴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所编志鉴获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国家优质图书奖及全省年鉴评比特等奖。1998年7月，我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香港书展第四届中国年鉴推介展览，《莱钢年鉴》作为企业年鉴位居其中，并上了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书架，我的心中更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    

回顾我的一生，只吃一家饭——钢铁饭，做了两件事——档案与史志。我感恩母校，她给了我一杆猎枪，使我能够在社会上、工作中猎取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我感恩母校，她教我允公允能，使我在成长的路上日新月异，一往直前。

（作者：1963级物理系 赵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