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墨林，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图源南开大学新闻网）

2019年正值南开大学的百年校庆，忆及来南开卅余年，感慨万千，感恩南开大学对我的培养和关怀，深刻体会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精神的深邃。我思忖良久，年已退休，鸿篇长文是无法来作了，想来不如回顾个人在南开的一些往事，以亲身经历衷心祝贺南开大学百年华诞。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我个人的经历恰好相反。从1956年上大学开始，除了出国研究、教学外，一直在兰州大学工作；1986年到南开大学工作，恰好差不多都是30年。在南开工作时期，正是我学术进步的关键阶段。

母校、恩师带我走进了物理的大门；但到了南开，得到陈省身、杨振宁、母国光、胡国定等先生的关怀，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得我在科研、教学上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没有在南开工作的这30年宝贵经历，就没有我之后在教书育人、研究工作上取得的成绩。

1956年，我从北京十三中(原辅仁男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北京市教委安排，准备去读兰州大学新设立的核物理专业。但阴差阳错，其后我并未分到核物理专业，而是读了理论物理专业。在兰州，遇到了我的老师、1957年刚从苏联回国的段一士先生，初窥物理精妙；后来，由于对拓扑荷的讨论，1977年结识了杨振宁先生，在他的帮助下，多次赴美研究、教学。

1985年，陈省身先生创立了南开数学研究所(现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他委托杨振宁先生在该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我被杨先生推荐给了陈省身先生、母国光校长、胡国定先生，帮助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当时母校长、胡先生非常欢迎我来南开工作，特别委派当时翁心光副校长赴兰州大学商量调动的事情。兰大积极合作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的户口转到南开，其后再办理我的行政调动手续。现在看来，南开这种引进人才的做法是件创举。可以说，无论是兰大还是南开，这种胸怀和气度，都特别令人折服。

来到南开后，母校长、陈先生亲自关照，很快解决了住房。当时校长掌握3套住房，让我挑选。我表示，哪套都可以。令人感动的是，事后我有机会去母校长家中谈事，居然发现给我的住房面积竟然超过了校长！而当时胡国定先生住房面积也不大。此外，还有件小事，我拜见陈省身先生时，他说有事会打电话给我，我顺口说家中还没有电话。过了3天学校就派人来家装了电话，母校长还特意来电话确认此事。每每想起这些，都不由令人感慨，尊重人才、重视人才，是南开历年发展的特色。

来到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开展工作后，杨振宁先生为我们选定了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与物理密切结合的数学物理分支。十余年间，杨振宁先生每年都在理论物理研究室投诸大量精力，悉心指导我们的研究，并提供了许多经济上资助和出国交流的机会。

到南开后，我去见陈省身先生，他说他办所的方针是9个字：“少开会，无计划，多做事”。80年代中末期，南开大学引进陈省身先生建立数学所，是件改革的创举。上至国家领导层下至原国家教委都非常支持。当时该所直属国家教委，人事由南开负责。当时不少事，包括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都是我们给国家教委直接呈报的，真正是体制创新，新事特办。这些做法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由于陈省身先生亲自推动，国家大力支持，南开数学研究所很快成为我国数学的中心，进而促进了我国数学事业的蓬勃发展。办所的方针是“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在陈先生、胡先生等的推动下，国家非常重视。2005年，数学所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已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重要数学中心之一。

一开始，由于我行政关系并未完全调入，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几位从兰州大学招收的研究生如何在南开作研究？学校特别批准拨给宿舍，让他们和在南开招收的博士生一起在南开生活。这样，我们在新涉足的领域边学习、边探讨，教学相长，按杨先生建议循序渐进。博士生毕业后，杨振宁先生又资助他们赴美国纽约石溪大学工作一年，对他们个人的提升是全方面的。可以说，学校领导和数学所给了我们非常宽松的治学环境和优良的研究条件，让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水平能够迅速提高。

在我们进入新领域的初期，杨先生1987年请来了俄国科学院院士、列宁格勒学派创始人法捷耶夫(曾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来南开讲演。当时陈先生、杨先生、法捷耶夫在南开会面，称为“三星会聚”。自此，我们开始进入当时国际的新领域。这期间学校领导一直以革新精神，对数学所以及理论物理研究室的许多具体事务，打破常规一事一议，让我十分感动。

从1990年开始，理论物理研究室厚积薄发，开始迎来收获了。在科研成果方面，涌现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文章，在可积系统这个数学物理领域于国际上也打出了名号；从教学育人方面，涌现了薛康(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孙昌璞(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李有泉(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苏刚(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获得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匡乐满(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刘雄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一批热爱祖国、勤奋工作的物理学人。在国际交流合作方面，几乎每年都举办国际会议，学校在各方面都给予支持。包括阿蒂亚(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菲尔兹奖得主)、琼斯(菲尔兹奖得主)、邓肯·霍尔丹(201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和达三树(日本物理学会前理事长)、戴森(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教授)等500多位国外学者曾参加理论物理室的大小国际会议。比如2002年大会，仅国外人士就出席了250多位，而平时出席工作会议的一般在几十人左右。按杨振宁先生指示，凡是科研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把世界上这方面最权威的学者尽量请来，这很有效果，常常是工作会议讨论后大大促进了我们的新成果。

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校开创思维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理论物理室这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

当时，陈省身先生、胡国定先生每年在经费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陈先生的“少开会，无计划，多做事”原则，给予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和尊重，可以说，这种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在国内是少见的。而每当国际会议需要支付美元时，杨振宁先生都要亲自带来现金给予支持。

南开在理论物理室、数学所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举一件小事来说，当时在国内要办场国际会议，与会人员的餐标要分国际与国内人员两个标准。比如国内人员伙食费补助只有5元，而国外学者的补助则是30元。因而国内不少地方在会议用餐时拉个帘子，区别对待。数学所、杨先生帮助筹到经费，想法设法要让所有与会者一视同仁。学校很痛快地给予了支持，最后顺利进行。大家排队吃自助餐，包括杨先生也同大家一样拿盘子排队取餐。也许是当时开了中外一律平等的先河。

从这个小小例子就能看出，南开大学对于我们的支持，不仅有大的政策、资源方面的倾斜，更是足够耐心，倾听我们的诉求，并做好细微之处，这其实是相当难得的。

1995年之后，清华大学邀请杨振宁先生筹办高等研究中心。他从小就在清华大院里长大，也是他的母校，因此也很有感情。从那时起，杨先生精力主要就转移到了清华。当然，一有机会，他还是会挂念着南开，一有时间回国，必从北京坐车来宁园看望陈省身先生，并与我们讨论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发展。

在来南开后的这些年，也是我个人学术上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理论物理室的这种工作氛围以及学校的支持，是很难复制的。得到杨先生和国际同行的认可自然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南开大学的人尽其用，突破旧框架发展新方向的思维，真正体现了“日新月异”的校训。对我个人而言，更是觉得南开求贤若渴，对人才关怀备至的传统令人感动、感恩。2003年我历经一些波折后当选中科院院士，也印证了当初决定的正确，当时如果不来南开，可能不会有这个结果。

可以说，陈省身先生所说的“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侧重的是对他年少时意气风发的青春追忆；可对我而言，“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意味着我个人精力、事业的黄金期，主要是在南开度过的。我感谢南开这片沃土对我的涵养，南开求实奋斗、不事张扬的朴实学风也深深地影响了我和学生们终生的治学之道。我也很幸运地因为在南开，与陈省身先生、母国光校长、胡国定先生、范曾先生等众贤达产生了这么多的交集，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在百年校庆来临之际，我简单回溯一下来南开几十年的人和事，也是惊鸿一瞥，不足以备述全貌。但我想，无论如何，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国之心、爱国之情，是与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分不开的，这也是南开在艰苦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今天这么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何时，祖国要发展，改革需要再出发，科研也需要再出发。我愿以感恩的情怀将余生继续献给南开，也期冀年轻朋友们，自强奋发，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时的亲切教导，将小我融入大我，心系国家，艰苦奋斗，开创南开新百年新风貌！

（作者 葛墨林；整理 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