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渡北归育人杰，青春百年再出发。201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将迎来建校百年华诞。百年来，无数人与南开相遇，或在这里经历成长，或在这里奉献韶华，抑或只是在人生的旅途中遇到一个南开人。写出你的南开故事，让它成为南开的历史。
怀念老校长杨石先
葛葆安
正值南开大学百年，回忆与杨石先老校长四十年前的交往中的一些往事，缅怀先辈及纪念南开大学百岁大庆。
1962年秋，由教育部分配到南开大学任教后，每年学校开学典礼上，都能见到杨老，他用缓慢的语调致辞，祝新学年开始，我眼中的校长是一位祥和的长者。
在最初岁月中的印象，杨老是一位严肃，不苟言笑的长辈。在文化大革命被批判时，依然给人们感受到老人家的自尊自重。
我与杨老近距离相望是在南开大学早点铺开始的，很多次见到他总是默默地排在买早点的行列中，几乎没有引起过排队师生们的注意，是一位普通和善的老人在等待买早点。
有一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先生，要我给杨老带信、问候后开始了我和老人家的交往。当时杨老已经退出一线工作，我在杨老家中客厅兼书房见到了他。杨老非常客气，要我坐到他的身旁，而不是像寻常客人一样坐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老人家特意搬来一把椅子放到他身旁，让我感到“家人”的亲切，一下拉近了和杨老的距离。我讲明来意后，杨老细声细语地问了周老的近况，也问了一些其它事情。谈得很愉快，没有任何拘束的感觉，像是已经相识多年的熟人一般，也推翻了我多年的错误印象。
当他知道我是本校物理系教师后，面带笑容地和我讲，你和周老都是搞物理的，是同行。周培源先生在物理方面是很杰出的，擅长相对论，流体力学，你有机会和他相识是很好的事。初次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离开时杨老客气地站了起来，并嘱咐我常来坐坐。从杨老的表情和语气上，我感受到他的话不是客套，是邀约。从此开始了我和杨老的多年交往。
初次和杨老交谈中深感老人家对待我这般年纪的青年人非常亲切、体贴。杨老喜欢让我在他身边多坐一会儿，也愿意和我说些什么。他和周老一样，既愿意听、也愿意讲，只不过二老的性格有所不同而已。他们都愿意接触青年人，也非常愿意提携青年一代。和杨老交谈，每次都要我多坐一会儿，他总是精神很好，毫无倦容，谈兴很高，杨老当年的身体是非常好的，完全不像八旬的老人。
杨老自青年时期就服务于南开大学，几十年如一日，曾经身负重任飘洋过海、远赴边疆，一直伴随南开大学成长。在与我闲谈中不断展现、流露出一个南开人对良好校风的珍视。他从南开爱国立公的深情、立德树人的品质、苦难办校的历程等方面告诉我，度过解放前的40年，南开大学是多么的不容易。老人从未用长篇的道理和我谈话，也没有用长辈的语气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而是在对小事情的探讨中让我明白他的理念、了解他一生坚持坚守遵循的品德、看到南开人的爱国情怀，学会用平和的心态对待逆境。正值南开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我愿与南开人分享40年前老校长杨石先先生的教诲，伴随南开大学跨入下一个百年。
我多次请教杨老，大学教育是什么？他告诉我大学教育是个专门的学问，简单谈谈南开大学是可以的。他和我讲，能够到南开大学学习的，都是中学毕业的优秀学生，只要有合格的老师授课，同学们的学习不会有多大的问题。为了培养合格的人才，学校、教师更要关心学生的“德”。学校的领导、教员首先自己要有良好的品德。离开人品、离开树德，南开大学就会失去根本。
他曾问我是否知道南开大学校训。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杨石先说，只要学生有为＂公＂之心，有为＂大众＂之意，学校的教育就是成功的。如果他们有才能为国家出力，在所在的工作单位做得好，就是南开教育得好！杨老还讲，以前的南开办了很多社团、重视体育就是为了培养学生进入社会的能力。在当年的社会氛围下，他没有告诉我南开大学校训，但借谈教育给我讲解了校训。几十年的南开生涯，杨老始终遵循南开大学的校训，为南开大学服务。因为有明确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方向，南开大学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屹立不倒，培养了大批人才。 我记得很快南开园内又重新提起允公允能的校训，这是张再旺书记来校后主导的。
杨老也多次提到南开大学的抗日精神。南开大学师生上街宣传抗日，不少师生奔赴抗日前线，引来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对南开校园的野蛮轰炸，学校建筑几乎全毁。失去校园的南开师生千里跋涉，与北大、清华合校成立西南联大，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谈到抗日话题时，他曾三次提到南开没有出过汉奸。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最后一次，我问杨老为什么。可能触及到不好讲的话题，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后告诉我，当时校长坚决抗日，当时的学校师生同心，抗日爱国教育一直没断过。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每次提起南开没有出过汉奸时，杨老的口气和目光都是很激动的。日后，我读到中国近代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深深感到当年位处天津的南开大学能够如此坚定地抗日是很不容易的，张伯苓校长要承受极大的压力！南开师生要有非常大的勇气！ 南开大学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报国决心确实做到了。品德当先！无德的人们什么坏事都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会干的出来，更何况国家民族的利益。
杨老也问过我在系里教什么课，我告诉他没有安排过。他惋惜地说，当老师排不上课，可惜了。现在人太多了，十多年都轮不到上课。谈起当年南开大学建校初期，一个老师要讲几门课，忙得很。经费不多，请不起更多的教员。一些老师还要到南开中学兼课。他自己就兼过课。大学老师到中学授课并不容易，教好就更难了。他还讲，在大学里不论年轻的、年长的教员都应该上课堂授课，人多了，可以安排轮流上课，学生可以多接触些老师，不同届的学生才会有不同的风格。老师是必须讲课的，老师站在讲台上，才能展现出自己个人的品德，才有机会育人。大学是大范围育人立德的地方，也是检验老师的地方，不合格的老师是要被淘汰的。他还讲过，课可以多开几门，让学生们自己选，也可以让更多老师能上台讲课，以后或许会灵活些。
我们编了一套普通物理习题题解，并向杨老报告，他仔细问了一些情况，没有多讲什么。可是过了几天，他就郑重地告诉我，你们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包括化学学科在内的数理等学科的学生的能力之一，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对问题见识的广度和深度、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办法多寡等。你们将如此多的习题、解法向同学公布，对学生自学极有益处，有习题课达不到的效果。
在与杨老交往中，无论是谈教学、科研、还是论及学校的事时，杨老常常提起陈天池先生，一位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幸英年早逝的教授，也是杨老的学生。因为每次杨老提起陈先生时，杨老的情绪都会感染我，所以我也不便插话，只是默默地听着，而他往往是沉默一会儿再接着谈，次数多了，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您认为陈先生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很希望杨老讲讲各方面都很强的陈先生。杨老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他不争！”就再也没有多说什么了。杨老告诉我，陈先生从来不为自己争什么，他全心全意在为学校做事、为教员做事、为同学们做事，唯独不在岗位上为自己做事、谋私利，这不就是南开大学校训的精神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退休后，杨石先一直关心着学校，但又不干扰学校领导的事情。张再旺书记是从西藏自治区党委调到南开大学任党委书记的。来校后，张书记看到校园乱得很，后勤工作很差，提出整顿校园卫生、搞点绿化的意见。当我和杨老谈到这件事，我讲，这事挺有非议的。有些人认为，新书记来了不抓教学，不关心科研，一来学校就抓卫生、绿化，对大学来讲，干得有点本末倒置。杨老听了后和我谈起校容校貌。南开大学以前是私立学校，没有多少钱，但还是很注意校园的整洁的。张书记以前是搞宣传的，他能在抓政治的同时关心学校教学、科研就可以了，校园的整洁也是有关校容校风的事情。
1981年我调到测试分析中心负责组建工作时，筹建工作已经搞了一年多了。我被告知，测试中心是分散管理还是集中统一管理，大家有分歧，现在基本上倾向分散到相关系所实验室，并且已经向教育部提出南开大学不需要再建测试中心楼。我也去向杨老汇报了所有我知道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他从未向我表示过有关学校、系里事情的具体意见，只是聊聊看法。他告诉我，国家用五百万美元的进口仪器、设备支持南开大学还是建校后的第一次，要你去做是对你的信任，要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有可能也要听听教育部的意见，看看其他学校准备怎么做，要慎重。杨老提醒我，仪器一年以后才会陆续到校，你不要急于搭班子，先找业务上有意愿的老师来中心，安排他们学习相关仪器的性能，避免仪器来了，没有人会操作。杨老的话，真是“金玉良言”。这时新到校的张再旺书记也听到了教育部分配学校的重大项目如何搞有分歧。正像杨老讲的，张书记是关心学校的教学、科研的书记。他找到我，没有谈别的，只是问我是否有时间和他一起到复旦大学看看兄弟院校是如何规划测试中心建设的。我欣然表示愿意陪张书记走一趟。回校前，张书记并没有和我多说什么，只是告诉我要尊重教育部的意见，他也嘱咐我征求一下杨老的看法。此后，张书记再也没有具体管过或找过我谈关于测试中心的意见和具体工作。
杨老也很赞成张书记提出的在南开园内竖起周恩来总理塑像的建议，让所有南开人知道周总理是爱南开的，是大家学习的楷模。当年杨老是南开大学与周总理接触、交往最多的人，老人是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和我谈了不少往事。
几年交往中让我最感动的是，杨老虽然年事已高、虽然离开一线工作岗位、但他仍然非常关心南开大学的成长。他依然念念不忘南开大学的发展，尤其是寄托全体教员，能够继续培养同学们的爱国意识、高尚品德的南开精神。同时我也深深地了解到，老校长绝不影响现任领导的工作，只是默默地希望他们把南开大学的事办好。我也相信，如果有领导登门谈心，老校长也会坦诚相待的。杨老和我交谈中对南开的事务始终都很阳光、正面，遇到一些问题时，他都会沉默不语的，但在以后交谈中，他会谈谈自己的看法，简单几句，绝不多讲。他曾经很重地讲过一句话：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家都很难呀！
杨老是一位很和善的前辈，是一位谆谆教诲后辈的长者，是深深爱着南开的南开人。借南开大学百岁之际，奉献此文缅怀我们敬爱的老校长——杨石先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