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璀璨 南开先生

　　李耀

　　尊称老教授为“先生”，是我们南开经济学学子对南开园里经济学、金融学老教授们表达尊敬的一个传统方式。

　　我是1991年秋天入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在入学前的准备过程中，已经对南开园的这个称谓耳熟能详，每每称呼起就肃然起敬。进入南开校园的经济学殿堂之后，徜徉在17宿舍楼、18宿舍楼、图书馆和经济学院大楼，耳边最多的介绍是：“他是谷先生的学生”，“我的导师是滕先生”，“我师从易先生”。各位同学的自豪之情，恭敬之意，溢于言表，此起彼伏。

　　录取我的学术机构是成立时间不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它是从经济研究所独立出来的，所以与经研所、国经系、金融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经过80年代的休养生息，到了90年代初，南开的经济学金融学尤其是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人才荟萃、大师云集，学术声望在中国如日中天。那个时代，许多先生都熬过了文革，终于到了老当益壮又焕发青春的时刻，教书育人、著书立说；而在改革开放沐浴中的青年才俊们，则是人才辈出、挥斥方遒，舍我其谁。我记得90年代初南开经济学每年的硕士毕业生已经超过200人，是每年全国最大的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群体。而《何廉回忆录》里曾提到，解放前南开培养了全中国近一半的经济学硕士。不少南开在解放前培养的研究生，飘洋过海，学富五车，最终又再回南开园，报效母校、服务祖国。因此，单从南开老先生们的世界名校教育背景及他们的学识看，称当时南开园经济学“大师云集”一点都不为过。

　　在一大群南开先生中，我有幸接触比较多的有三位：胡青胡先生，熊性美熊先生，杨敬年杨先生。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润物细无声，就是这个道理吧。

　　胡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副导师。他是广东人，早期北伐时代国民党高官的“高干子弟”。文革后期北上人大任教，结果被南开朋友们“截流”在了南开，一停留就是半生。胡先生独居西南村的34号楼，他的小家是我们师兄弟们听他高谈阔论的最佳场所，先生从苏东溃败、休克疗法到北美资本主义发展，从经济周期到技术创新，纵论天下大事，忧国忧民，指点江山。他会常常突然停顿下来，瞪着清澈的眼睛问我们：“哎，怎么说到这里啦？”他最喜欢自我介绍的一句话：“鄙人姓胡，胡耀邦的胡，天下最好的姓；鄙人名青，江青的青，天下最糟糕的名。”胡先生酷爱听古典音乐，他的那套日本山水音响，在90年代绝对是稀罕物件。除了收藏昂贵的音乐碟片以外，胡先生酷爱藏书，他的小小的一居室房子里从里到外，从角落到房顶，全是人文科学书籍。由于是广东人缘故，胡先生非常喜爱美食，但是自己不做饭，所以他几乎尝遍了商店里能够买到的各种半成品、零食。所以，在毕业后去看他，他最喜欢的两种礼物：书和食品。

　　熊先生则是我的硕士第一导师。相比较胡先生，他没有那么大时间来直接带我们这些硕士生，因为熊先生带了好几个博士生，同时国际研究所所长的管理工作花费他很多时间。熊先生对待同学和老师温文儒雅，对待工作和研究一丝不苟、细致入微。记得熊先生对研究生的英文学习要求非常高。他面试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求我们笔译“经济学家”(economist)杂志的文章，这也成了我以后面试学生多年使用的“看家方法”。熊先生非常温和平静，即使在讨论中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从来不会让别人难堪或下不了台，比如，一旦他对一个问题用了反问的商量口气，我们就明白他实际上是不同意了。在同学们中间，熊先生的家宴是非常有名的，师母能够准备丰盛而精美的西式餐点招待同学们。有时候我在想，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所描述的名教授的家宴，可能就是如此吧！熊先生一生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编辑自己的作品。师母在熊先生的告别仪式上痛心地说，先生如果不是在盛夏全神贯注工作，也不会突发状况，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杨敬年杨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我有幸跟着国经系的兄弟“蹭了”老先生一学年的发展经济学经典阅读课。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大师，只有三位，杨先生和张培刚先生，加上谭崇台教授。杨先生在他家狭小的书房里腾出一个桌子平面和几把椅子供我们上课。他采用的教材都是托友人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如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及迈耶的“发展经济学”等等。我在毕业多年后，任职世界银行集团期间，努力收藏了每一年的“世界发展报告”。杨先生给我们授课时，已经81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充满爱心和好奇心，抿嘴微笑时单纯得像个孩子。在授课之余，杨先生常常聊起他所经历的庚子赔款、牛津岁月、文革磨难。杨先生在文革期间，打扫厕所、整理图书，仍然精心翻译了熊彼特的两部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以及三卷本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按他的话说：总算没有浪费全部的时间。杨先生在课间时，还要去隔壁房间照顾一下瘫痪在床十余年的老伴，每每看到先生的一举一动，令人泪目，至今难以忘怀。杨先生课余常和我们讨论人性问题，结果在他90岁时，他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南开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新作《人性论》，其认真、其执著，直击人心，令晚辈敬佩不已。杨先生豁达的胸怀和高洁的品格，保佑他高寿到108岁，直到2017年驾鹤归去。

　　我在南开校园里，还有幸聆听过滕维藻滕先生的教诲，他在1962年翻译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直是我给学生必读书目的第一名。我还有幸见过谷书堂谷先生、易梦虹易先生、蒋哲时蒋先生，陈荫枋陈先生，钱荣堃钱先生，从美国回来创建交通所的桑恒康桑先生，等等，当然不能忘记创办南开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杨叔进杨先生，他是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鼻祖。

　　南开先生的名单，就是中国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一份中国经济学大师名录。那是一个朝气蓬勃、奋发向上、敢于争先的时代，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时代，是唯实唯真、学贯中西的时代。南开先生，这是一个影响了我们很多南开经济学学子们一辈子的令人动容的称呼。它给我们力量和温暖，尊严和希望。南开先生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风骨风范，早已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构造出我们世界观、价值观最基本的内核。生在中国，生在那个时代，能够遇到一大群南开先生，学术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沐浴他们的光泽，岂不是人生成长中的一种莫大的荣幸和机缘？

　　先生，您好！

　　2018年12月25日香港

　　（李耀，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1991级硕士，师从熊性美先生和胡青先生。现为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亚太区首席投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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