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吉生
2月4日,立春时节,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温家宝给我写来亲笔信。瑶章如春阳,情暖南开人。
那还是三年多以前的事情。2009年,《张伯苓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张谱”)付梓刊世,出版社与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联合在北京举行出版学术座谈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与会,重庆南开中学发来贺电,原校长助理霍耀秀代表南开大学致词。特别是蜀光中学校友、北京大学90高龄的哲翁黄枬森先生扶杖而来,就“张谱”学术价值和史学意义长篇发言,将座谈会推向高潮。出版社鉴于座谈会对“张谱”的定评,以及该书收录了温总理有关教育家张伯苓的讲话,决定将三卷套盒精装本“张谱”呈送温总理,希望作者予以协助。当时估计,该书送达总理办公室不会有多大问题,宵衣旰食、日夜操劳的国家总理能否青览不敢抱一点奢望。
而今,奢望居然成为现实——温总理来信了。他给南开师生带来新春问候,拳拳情怀跃然纸上;他情寄南开事业,为推进公能特色素质教育指明方向;他关心张伯苓思想研究,为校史研究注入永久滋养。
南开一向有着重视校史文化的传统。“文革”以后,高等教育廓清雾霾,拨乱反正。学校领导为了续接被“文革”否定的办学传统,救赎在大学精神上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支撑力危机,首先把校史作为重建的可能资源。1979年,启动南开大学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我受历史系系主任魏宏运教授推荐参加校史编写组,执笔编撰《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党委常委娄平、副校长滕维藻亲自主持编写工作,杨石先校长、吴大任副校长等“老南开”都主动参加南开口述史活动。
1980年代,我校率先恢复了南开校训、校歌、校色、校标,竖立校训碑,敬塑严范孙、张伯苓、于方舟像,人文历史与校园自然景观交相融合,营造了高品味校园文化氛围,由此指向大学人文教化的最高目的。我校最早成立校史写作班子,制定规划,受到教育部通报表扬。这期间,在王文俊副校长主持下,完成了《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等几部奠基性校史著作,并在1989年特殊形势下,学校敬立周恩来校友塑像,着力宣扬周恩来“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的崇高政治信仰,为师生思想政治教育注入积极正面的能量。
2003年,校第七次党代会明确地提出学校发展的战略目标,党委更加重视校史文化建设,成立校史研究室,大力推进校史文化内容与形式的创新,鼓励校史学术研究向校史普及的教育功能转换,努力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强化校史文化的社会效应。“百年南开”展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成为京外唯一的高校校史走进国家最高文博殿堂,在校友和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校史文化已经成为大学价值理念和大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党委书记薛进文几次与有关人员座谈,强调校史研究的责任担当,校史研究是对南开办学历程和大学理念的理性认识和当代解读,要把历史资源转化为有效的现实思想财富,鼓舞师生为建设新时代南开贡献力量。学校建立了校史教育的有效机制。每年新生入学、新教师岗前培训都进行校史教育,请有关专家作校史报告,以后又扩展到研究生、博士生以及MBA人员,各学院积极开展校史知识普及活动,南开校友总会组织学生暑假期间开展“访校友、忆校史”的社会实践,搭建学校联系校友的桥梁和纽带。校史文化开始在大学多元化的价值氛围里占有自己的位置。
校史研究和校史教育催生并促进了张伯苓思想研究。学校把张伯苓教育思想与南开精神结合起来,与建设公能特色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去年3月,龚克校长特地给我写信,明确指出研究张伯苓的重要意义,突出强调基础研究和范畴研究的内容,深受启发。30多年来,从《南开学报》1981年第一期发表《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起,我校学者陆续出版了《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张伯苓传》(郑致光、杨光伟)、《南开的脚步》(刘景泉)、《张伯苓与张彭春》(龙飞)、《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崔国良)等,近几年又出版《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伯苓大学教育理念》、《张伯苓图传》、《张伯苓私档全宗》、《张伯苓年谱长编》、《张伯苓画传》等著作,另有一批有关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南开大学已经成为有影响的张伯苓思想研究的学术重镇。
张伯苓作为南开的创校校长,开创了南开的教育理念与精神传统,成为南开百年不衰的起点与高标。温家宝总理倡导教育家办学,十分崇敬张伯苓的办学精神。我还记得,几年前编撰《张伯苓年谱长编》的附录收入温总理有关张伯苓的讲话情景。2006年8月在与几位教育专家就基础教育问题座谈时,他说:“南开的张伯苓自主办学时,学校就非常兴旺。”2008年10月,他在莫斯科接受俄罗斯新闻媒体采访时还自豪地提起与张伯苓同乡同村。2009年初,他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文中再次谈到张伯苓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的献身教育精神。尤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2009年2月温总理亲临我校视察,发表关于南开的道路、南开的品格、南开的精神的重要讲话。2011年10月,他回到南开中学,在同师生谈话时,深情地说:“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温总理是从中国教育发展战略高度和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的全局,借鉴张伯苓教育思想的。他把南开的价值和文化符号意义放进一个大的时代坐标下审视。
2月4日温总理的来信,突出强调研究张伯苓思想“必须同中国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真正做到在继承中得以发扬光大”,极具现实指导意义。为我们随着多元化文化的发展和校史语境的变化,更加深度地解读、诠释张伯苓思想,夯实张伯苓研究的基础,不断拓展研究效用,提供了基本立场与核心价值观。
敬览手诲,感喜交集,言言珠玉,穆如春风。惟有勉自策励,“不知老之已至”,为校史和张伯苓研究奉献绵薄,以期不负厚情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