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生升
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以对华贸易逆差为借口，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和高科技封锁，中国随即出台一系列反制措施。有些学者将中美经贸摩擦解读为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经济战争，战争的双方各为其利，最终由实力决定一切。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笔者认为，只有回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坐标中，依据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才能科学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本质与真相，妥善应对，化危为机，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1.美国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逐步相对下降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主要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相对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相对下降。虽然通过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复苏与繁荣，但劳资矛盾的深化和累积加剧了美国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将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源源不断地输入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本土制造业的不断空心化，并进一步导致了经济的金融化。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
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种不平衡发展，主要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力和地位的相对变化。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新霸主，它通过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等手段，建立起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此后的20多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绝对领导权也随之不断巩固。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不平衡发展的矛盾也逐步累积，这主要表现为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而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则相对下降。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是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重要标志。此后，尽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日益陷入生产过剩的困境，但借助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更新的技术装备等后发优势，西欧国家和日本依旧有能力不断蚕食美国企业的世界市场份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进一步深化，美国经济实力和地位进一步相对下降。统计数据显示，从1965年到1980年，美国对外商品和服务贸易从56亿美元的顺差变为130亿美元的逆差。
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及其后果
为了扭转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旨在增强美国经济活力，提高资本盈利水平。在国内，里根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转而采取削减税收和福利支出的供给学派方案，同时大幅度放松对企业的经济管制、大力压制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强力推动美元贬值，为美国制造业创造更有利的国际竞争条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率先繁荣并引领美国经济步入新一轮复苏与繁荣。
但经济复苏和繁荣的背后，是劳资矛盾的深化和累积，这最终会恶化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程度。美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1972年美国非农私人经济部门的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以1982—1984年美元计算）为9.26美元和341.83美元，此后21年间这两项指标持续下降，至1993年分别降至7.78美元和266.65美元。甚至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过度繁荣时期，小时工资和周工资也依旧只有8.57美元和288.06美元，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平均水平。工薪阶层收入增长放缓，导致社会大众的消费购买力日益落后于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增长速度，由此加剧的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成为威胁美国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定时炸弹”。
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与经济金融化趋势
无法货币化的剩余价值就不是真实的利润。怎样处理这些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现在成为美国垄断资本需要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自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美国的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到这块“新大陆”。以跨国公司为实体的国际垄断资本，遵照垂直一体化战略，在世界范围内重构产业链、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取代制成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
在重组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美国垄断资本为谋求更低成本和更广阔的新兴市场，不断把本土制造业生产部门迁往海外，尽管技术研发部门和部分核心零部件生产往往被保留下来，但依旧无法改变美国经济日渐凸显的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规模扩大。
与制造业空心化同时发生的，是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运动，美国金融机构不断创新出各类衍生交易工具，金融市场日益蜕变成垄断资本投机套利的乐园，规模骤增的金融业吸收了庞大的过剩资本，并逐步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支柱。在1965—1980年间，美国金融利润占国内总利润的比重均值为17%；而在2000—2015年间，该比重均值飙升至28%；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制造业利润比重急剧下降，从1965—1980年间的49%跌至2000—2015年间的22%。
经济脱实向虚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隐忧
尽管制造业不断空心化，但凭借美元霸权、高新技术垄断和超级军事实力这个三角支撑，美国依旧建立起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国。在很多人看来，“美国正处于昔日最伟大的帝国也望尘莫及的权势的顶峰”。但在超级大国繁荣表象的背后，是经济脱实向虚的巨大隐忧。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当本土制造业不断空心化时，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即虚拟经济泡沫的膨胀。进入21世纪后，金融衍生品交易取代传统的融资咨询业务，成为美国金融市场盈利的主要来源，高歌猛进的“脱实向虚”驱动金融业急剧膨胀，并有力支撑起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在1999—2007年间，美国金融业持有的净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高达30%，而在1960—1984年间该比重均值仅为16.5%。疯狂的金融投机催生了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以美国房地产价格指数为例，在1999年1月为128，2007年1月迅速升至222，翻了近一倍。有学者指出，与名义GDP相比，美国金融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十年间制造了1.2万亿美元的虚假利润。
与产业资本的价值增值不同，金融资本的利润来自于对产业资本剩余价值的瓜分，因此，产业资本积累才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核心。但在美国金融业脱实向虚的狂欢中，资本家的行为日益倾向于短期投机，资产溢价拉升的租金价格反过来又不断削弱产业资本的积累。很快地，剩余价值生产就让位于剩余价值分配，后者成为支配美国经济运动的主要矛盾，美国经济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寄生性和掠夺性，社会再生产的基础面临系统性危机。正如某个美国评论家警告的，“最显赫的利益集团由华尔街和伦敦的金融专业人员组成，通过竞选资助和政治捐赠，他们为自己买到保护而不必面对应有的社会问责。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推动金融改革以降低投机风险的最大障碍，仍然是这个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这已成为威胁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系统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回顾历史，17世纪辉煌一时的荷兰和19世纪主宰世界的大英帝国，其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都是经济的金融化，这或许正是21世纪美国由盛转衰的历史预演。
2.贸易战背后的美国霸权统治
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承接了大量美国的过剩产能和过剩资本，使美国经济发展的矛盾得以缓和，并继续维持其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然而，近年来为了维护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高新技术垄断地位，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的态度愈发表现为全力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将中国经济缚于价值链中低端，依附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统治。但这是一个注定要落空的幻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资格剥夺这一发展权。
美国一些人加剧对中国的打压
美国之所以能维持其主导世界的超级大国地位，客观上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方面，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大量承接外移的美国制造业，成为美国垄断资本降低生产成本、扩张商品市场和攫取超额利润的主要基地。对美资企业海外销售总额的分析表明，其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的巨额对外贸易顺差大部分是以美元形式存在，尤其是庞大美元外汇储备，有助于稳定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截至2019年3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205亿美元，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
然而，对于美国的霸权统治而言，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时构成了巨大的潜在挑战。在本土制造业逐步空心化的条件下，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离不开美元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高新技术垄断。对于美国而言，要维护其霸权统治，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服从于美国的战略利益，中国的发展路径就必须被“规范”。一方面，要打消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意图，使中国金融始终依附于美元霸权；另一方面，要限制中国技术进步，使中国制造业始终依附于美国的科技垄断。但是，这是一个注定要落空的幻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了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打破发达国家对核心关键技术的垄断，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美元币值波动对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冲击；要实现这个转变，就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显然，这样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不了美国对美元霸权和高新技术垄断的要求，更不符合美国一些人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
沿着高质量发展道路不断壮大的中国经济，无疑会让美国一些人如芒在背、如鲠在喉。把中国树立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屠龙战略”，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打压的实质是剥夺中国的经济发展权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资格剥夺这一发展权。在接受CNN采访时，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也表示，中国是一个努力通过教育、国际贸易、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进步来提高自己国民生活水平的国家。中国正在做的事情，是任何一个曾经在历史上贫穷落后的国家都应该做的事情。
但美国的垄断资本及其代言人不这么看，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还在固执地信奉丛林法则、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在霸权者眼中，美国垄断资本对世界的统治高于一切，不允许有任何可能威胁霸权统治的力量存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曾公开叫嚣，“美国同世界的关系就是锤子和钉子的关系，美国爱敲打谁就敲打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公开演讲时毫不羞耻地承认：“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列宁在20世纪初作出的帝国主义本质的经典论断，对21世纪的当代美国依然完全适用。帝国主义还是那个帝国主义，它始终服务于超级大国垄断资本在全球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只不过随着世界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和方法会不尽相同。在经济实力绝对强盛时，仅仅凭借制造业的超级垄断地位和美元霸权，美国就能有效地支配世界体系的运转并从中攫取巨额垄断利润，这个时候当然没有必要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军事热战来维护其世界霸权。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垄断地位的逐步下降，美国运用常规经济手段支配世界体系的能力开始大打折扣，发动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乃至军事热战就成为其维护霸权的必然选择。
美国对华极限施压是典型的霸权行径
当前的美国政府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霸凌行径，与世界各国大打贸易战，高调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已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的最大风险源。
从2018年开始，被称为“鹰派中的鹰派”的博尔顿、蓬佩奥相继入阁，美国政府攻击的矛头逐步转向中国。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对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今年5月10日，美国政府再次宣布将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华为及其附属68家公司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从贸易战到高科技封锁，当然还包括隐而不现的金融较量，美国政府已全面启动“屠龙战略”。在一些美国极右分子看来，为了维护美国的霸权统治，宁肯美国退回到青铜时代，也要把中国打回到石器时代。
美国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对外宣称是为了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本土制造业空心化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必然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这是美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力图尽可能攫取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对华贸易战的真实战略意图不在贸易逆差，而是要通过压制中国商品的出口，来扰乱中国经济的再生产循环，进而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局面。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水平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封杀华为”只是美国对华高科技封锁的序幕，对美国垄断资本而言，最终目标是让中国放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从而确保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
无论是已经发生的，还是即将发生的，都在指向一个事实，美国政府正在全力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其真实意图是将中国经济缚之于价值链中低端，使之依附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统治。
3.中国必能妥善应对、化危为机
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这是我们抗衡美国贸易战的现实依据。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无法复制的制度优势。美国政府对华挑起贸易战，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持续的外溢效应，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严重威胁仍在脆弱复苏的全球经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极限施压，是对全球治理框架和秩序的严重破坏，是对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和发展诉求的恣意践踏，必将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所抛弃。
逆历史潮流的霸权行径注定失败
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技进步和社会分工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这个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结成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
当今的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出口第一大国。美国政府对华挑起贸易战，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持续的外溢效应，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其他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严重威胁仍在脆弱复苏的全球经济，这一行径必将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所抛弃。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应对这些共同挑战，唯有同舟共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极限施压，是对全球治理框架和秩序的严重破坏，是对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和发展诉求的恣意践踏，必将被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所抛弃。
中国具有抗衡霸权行径的综合优势
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是我们抗衡霸权主义的先天优势。中国疆域广阔，辽阔的领土和领海使我们具备了经济发展的纵深优势。中国人力资源丰富，这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经济多样性位居世界前列，这为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国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国还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共拥有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具备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类物质技术基础，能够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无法复制的制度优势。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够实现经济和政治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长处，协调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保证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共享。与矛盾重重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拥有最坚实的群众基础，是抗衡霸权行径最有力、最可信赖的支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大力推进经济改革与发展，逐步形成新的发展优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成效显著，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前列。这些新优势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这是我们抗衡美国霸权行径的现实依据。
在高质量发展中迎接光明的前景
美国拥有强大的金融、科技和军事实力，贸易战暂时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中国也同时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美国政府以加征关税为武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部分出口企业会产生负面影响，短期内可能会拖累中国经济。再者，得益于全球风险投资基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汇集，美国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保持着领先优势和垄断地位。如果美国政府以极限施压方式对华发动高科技封锁，短期内可能影响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和高新技术产业。还必须看到，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霸权是美国支配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手段，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已经成为左右全球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外源性金融风险将随之加大，这意味着我们应对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的任务会更加繁重。
虽然抗衡霸权主义的道路必定是不平坦的，但我们的前景是无比光明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货币金融和商业流通从属于商品生产过程。遵循社会分工深化的客观规律，货币金融和商业流通在空间上与商品生产过程不断分离，但作为价值运动前后相继的不同环节，它们之间的产业关联却从来没有削弱过。自第一次产业革命后，制造业迅速成长为商品生产过程的主体，货币金融和商业流通从根本上服从于制造业商品生产过程。如果脱离了制造业的价值增值，那么货币金融和商业流通的所有权收入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构成了一对矛盾，不解决这一矛盾，依靠贸易保护政策无法实现美国制造业重新繁荣。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已越来越离不开世界，无论是贸易战还是金融打击，最终都离不开制造业价值增值的基础性支持，制造业持续空心化的美国忘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其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双重推动下，世界分工体系空前分化发展，科技创新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服务产业。但归根到底，物质生产过程是科技创新之本，科技创新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须始终围绕物质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创新离不开物质生产，特别是离不开制造业生产。美国的有识之士也不断疾呼，科技创新需要世界各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相互合作，新一轮科技革命属于整个国际社会，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进行垄断。美国对华实施高科技封锁，无视科技创新产业对制造业生产的向心性依赖，从根本上背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其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作者：王生升，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