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代谢像流动的长河，其沙滩内有时会埋没真金，需要再次勘探和发现。”近年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荣誉教授乔治忠，就一直在做“沙里寻金”的工作。他找到了一块现代学术史上的“真金”——五十多年前逝世的天津武清籍学者刘坦，其学术成就有如一块真金，但今天已经鲜为人知。乔治忠的努力，就是对刘坦学术成果的再发现，对刘坦学术成就的表彰和光大。
刘坦(1910—1960)，原名允恭，号天骄，中年方改名坦，天津武清县王庆坨镇人，毕生致力于历史年代学研究，著有《< 史记>纪年考》、《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史记系年考》等一千多万字的论著。1937年，《〈史记〉纪年考》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刘坦仅27岁。1950年代，刘坦在《历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著有《论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其中《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约27万字，至今仍是全世界在这个专题领域的唯一专著。用乔治忠的话说，“此书论述之精深、系统，可谓独家挺进，绝学特立，破解千古迷茫”。
为了说明刘坦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乔治忠举了一个例子。1996年南开大学杨翼骧教授编纂《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有明万历年间的史籍以星岁纪年来表达该书撰写和成书的时间，需要换算年代，但遍查相关书籍均漫无头绪，一阅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的学术解析，问题随即迎刃而解。“刘坦的学术值得表彰，意义不止于打捞渐被埋没的学者及其业绩，更在于他几十年前的著述，及今还处于学术前沿的水平。”乔治忠说。
少见的学者和特殊的家庭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刘坦是一个少见的存在。一个历史学者，居住在文化并不发达、研究条件并不完备的乡下，离群索居，以一己之力开展艰深的学术研究，经历日寇入侵、军阀混战的大乱世而能取得卓越的成就，实属传奇。乔治忠将刘坦比之于清代乾嘉时期疑古考据学家崔述。崔述就是在乡下独立研究，与当时的诸多考据家没有联系，自辟蹊径，别树一帜。“刘坦可谓20世纪的崔述”，乔治忠说，“他成学的奥妙，在于不谋功利，锲而不舍，惟以求真、求是为学术研究的目标”。
梳理刘坦历年撰著的学术论文后，乔治忠发现已经有很多文章佚失。从刘坦《四十自纪》中的介绍看，这些佚失的文章都是有的放矢、用力甚深的。刘坦在病榻上一直修订的《三五通考》“全编约六万余言”，“三五”是指三皇、五帝及三王、五伯这些频繁出现在不同史籍的古代人物。《三五通考》从大家习焉不察的地方提问：被不同古籍称为“三皇”者有11个人，称为“五帝”者有9人，称“三王”者4人，称“五伯”者11人——后人应当何去何从？可见盲目信古很不靠谱，刘坦撰此长文，就是要“作溯本穷源之考核，以是正两千年史籍中习称之讹误”。由此可知，刘坦的史学思想决不守旧，对于他这样身居乡下，几乎“闭门造车”的研究方式，能够取得傲人成就而且颇具前沿性学术思想，应当说是少见的特例。
刘坦的生平事迹虽不复杂，却很传奇。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不佳，到了九岁才进入本镇名士王猩酋(1876—1948)的私塾读书。王猩酋是当时的文化名人，性情潇洒，诗文豪爽，书画凝重，且有多种学术论著面世。
王猩酋先生赏识刘坦聪慧好学，根据其性情、资质，从识字起步，循序渐进地课以《四书》《史记》《左传》《国语》等典籍，兼读子部各书以及《昭明文选》等等。但刘坦本具沉潜的性情，他逐渐将治学兴趣倾向于历史的考证，而且特别关注历史年代问题。1935年9月，篇幅不大的《孔诞考正》发表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处女作，时年25岁。
《东方杂志》是著名的综合性期刊，其激励与鼓舞作用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商务印书馆由此了解了这位年轻的学者，与之签订了出版学术著述的合同，促使刘坦确定了终生治学、毫不旁骛的人生目标。
1935年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文之后，继而于1937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史记>纪年考》一书，刘坦矢志治学，从此不再做其他任何营生。他身为农民却并不种田，土屋之内，整日闭门谢客，埋头于历史学的疏通考核，且一生未婚。这种私下的学术研究是没有日常报酬的，全家生活非常艰苦，长年以窝头、咸菜充饥。刘坦之妹刘慧甡女士识字但不通史学，终日尽力协助兄长治学与研究，料理家务并且打理收发书信、预备纸墨等一应琐事，时或誊抄文稿。弟弟有家室子女，而出于对兄长学问的由衷敬佩，心甘情愿地种田以供养全家生活。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家庭，所有成员为了一种学术意念，而默默地做力所能及的贡献。
孤独而艰难的治学历程
在乔治忠的努力下，刘坦的治学理路和治学历程逐步浮出水面，呈现在世人面前。
《史记纪年考》完稿交付之际，商务印书馆和刘坦又订立了《史记系年考》一书的出版合同。但《史记纪年考》出版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中国，随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野蛮轰炸⋯⋯商务印书馆不仅无法兑现新的出版合同，就是已经出版的《史记纪年考》也没能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迄今总结历来研究《史记》的著述，大多将此书遗落。在刘坦一方，新书《史记系年考》的撰写也极其艰难，加之大病一场，“频年陷入半死状态”，至1945年方略具初稿。
在日寇占领华北的八年期间，也曾有当地伪政权的头头拉拢刘坦出来任事，被他严辞拒绝，仍一如既往地继续做历史的考订研究，撰写论文、书稿，但与《史记系年考》一样，未曾出版面世。大量文稿积压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刘坦的意志和情绪，他继续拓展自己的学术探索，得失成败，一切置之度外。
1930年间撰成十余万字的《周秦诸子传略考》，是刘坦初入历史考据之途的作品，后来他自己总结，说此稿“去成功绝远”，遂将之放弃。但考证先秦诸子，需要精读《史记》，而这次撰著的很不成功，促使他努力探求治史途径。刘坦找到的办法就是“别录”，即打乱史书的原有体例，分门别类地把同一人、同一国、同一事的有关信息放在一处，注明出处，进行综合、比较和分析。
在梳理、研究《史记》的过程中，刘坦发现了《史记》中存在大量年代记载的歧异和抵牾，促进他将历史年代学作为学术探讨的主攻方向。乔治忠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编辑《史记别录》的进程，乃是推动刘坦最终成为卓越历史年代学家的重要契机。《史记别录》之外，刘坦还对《春秋》《左传》《国语》《尚书》先秦诸子、楚辞、《汉书》《后汉书》等等所有关乎先秦、两汉历史的古籍，都作了“别录”。做“别录”的过程之中，就会发现许多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因此，《史记别录》以及同类各书的编纂，即为刘坦探求出的治学门径，是其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
1954年，刘坦《论星岁纪年》一文精深的学术论述，得到郭沫若、竺可桢等学界巨擘的了解与赞赏。而同年有另一学术大事发生，就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留学生的帮助下，撰成并且出版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卷，立即轰动了中国的两岸三地。中国科学院对此极为重视，一面积极与李约瑟先生联络，对后续各卷的撰写给以大力支持，一面于1954年8月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调动学术力量，准备投入研究。这为刘坦展现自己的专长，提供了大好机遇。
1956年7月9日至12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西苑大旅社举办全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刘坦被邀请参加。乔治忠到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查阅了这次会议的档案，发现会议分为四组，即：一、农学及生物学史组，二、医学史组，三、数学及天文学史组，四、其余各学科史组，刘坦参加第三组，学科属于天文学史，因为星岁纪年亦可归属于历法，而历法与日月、星宿密切相关，星岁纪年在研究中，是要涉及木星运行周期等天文学问题。乔治忠注意到，与会名单上列有代表85人，几乎都是当时的学问大家，如竺可桢、叶企孙、金克木等。而当时天津属于河北省，来自河北、天津者唯刘坦一人，全国来自民间无公务职业者，仍是只有刘坦一个。“会议名单上，其他代表姓名后都注明任职单位如大学、研究所、政府文化部门等，唯刘坦登录的是居住地址”，乔治忠说，“刘坦应邀参加这次科学讨论会，表明其学术造诣得到了科学界高层次的承认与肯定”。
全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后，郭沫若对刘坦说：“世界上研究星岁纪年的人屈指可数，祝你取得更大成绩。”并希望刘坦留在北京搞研究，但刘坦婉言谢绝了。
多年夙愿在心房
述愿
多年夙愿在心房，为有乡贤待阐扬。
几度萦怀难搭界，此番告老定登堂。
新朋聚坐言刘坦，故地依稀贝叶香。
史苑春秋开直笔，敢教天下见华章。
这是乔治忠在中科院看到全国自然科学史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名单上刘坦的名字时，写下的一首诗。
乔治忠是天津武清人，在初中入学前后，就听到过刘坦做学问的故事。当时政府有关部门实际上对刘坦颇为照顾，按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给以特供食品购买券；刘坦病重期间，特派名医专职予以调理和医治，时美辰即是被派往王庆坨医治刘坦的名医。时医生陪伴刘坦多日，医疗期间二老谈话投契，时医生也就得知了刘坦许多事迹和缘由。刘坦去世后，时医生返回杨村镇医院，常将刘坦之其人其事向同仁和晚辈讲述。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就读本科期间，乔治忠就已在图书目录中发现刘坦著作，不禁惊讶称奇。到1996年，乔治忠已经是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其时业师杨翼骧编著第三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需要判定明代罗曰褧著《咸宾录》的撰成之年，涉及将星岁纪年转换为明代万历朝的干支纪年问题。查阅各种资料均不得要领。杨翼骧把这件事告诉了乔治忠，乔治忠想起了少年时听到的刘坦研究历史年代学的故事，提议杨先生参考刘坦《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也许有助于推算。结果十分理想，杨先生十分高兴，连夸刘坦此书学术精深，应当好好研读。“但当时我浏览《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懵然若坠入五里雾中，完全不懂，心中则立下夙愿：有朝一日，定要从学术上彰明这位乡贤的成就。”乔治忠说。
2006年4月，乔治忠专程到武清，在时任县文化馆馆长的老同学王毅介绍下，结识了时任图书馆馆长的张文，得以破例浏览了刘坦的手稿，拍摄少量资料，但仍因刘坦学问的艰深而暂时搁置。2015年，乔治忠临近退休，有了更为灵活充裕的时间，遂决心钻研一下历史年代学的基本知识。乔治忠发动朋友和学生的力量，查找刘坦散佚的文章；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教授李金华的协助下，赴刘坦家乡王庆坨镇，拜访当地文化名人孙德恕，访查刘坦的事迹。2016年12月，曾在乔治忠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王传，偶然间发现了刘坦民国年间发表在报纸上的考证文章，计有7篇，均发表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上半年的天津《益世报•人文週刊》。王传把这些文章扫描下来发给了乔治忠。“史料的发现真可以令人欢欣鼓舞”，乔治忠说，“在我完成夙愿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学生无偿的帮助，新朋聚坐言刘坦，他们可是大功臣！”
敢教天下见华章
“中国学术史、史学史的研究，忽略或隐没了刘坦一人，乃是丢了一大片江山！”乔治忠积极投入到刘坦遗著的整理、表彰工作中去。
刘坦的著述颇丰，除了科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论星岁纪年》，1957年出版的《中国古代之星岁纪年》，未刊稿还有很多。例如与《史记纪年考》相配合的《史记系年考》，多卷本的《史记别录》，还有《左传》、《战国策》、《国语》、《春秋》之“别录”，随后扩展到《韩非子》、《淮南子》、《逸周书》、《楚辞》、《大戴礼》、《墨子》、《礼记》、《孟子》、《尚书》、《春秋谷梁传》等等，1960年刘坦因病逝世之际，遗嘱将全部手稿及藏书捐给武清。经多年社会运动波折，有所佚失，但大多仍存，藏于武清图书馆。1976年之后，武清图书馆作了较为妥善的整理和保藏。根据乔治忠的研究和统计，现有刘坦遗著可粗分三大类别，一是成系统的史料抄节总汇，如《史记别录》，以及诸多的史料索引，二是专题性考录，三是具备深湛学术研究内容的论著。
2019年3月31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天津市武清区图书馆联合发布了《中国古代纪年丛考》，将刘坦的手稿以影印方式出版，共四十四册，收录刘坦著述十余种，并按照类别进行了整理编排，分为著述类、别录类、整编类和索引类等。当天，乔治忠主持了《中国古代纪年丛考》出版座谈暨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其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杨艳秋、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院长郭世荣、天津市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研究馆员李国庆等专家学者都作了发言。刘坦的历史年代学已经引起了历史学界的关注。
为了完成多年夙愿，近年来，乔治忠先后在上海大学、南开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以及武清图书馆作了四场关于刘坦生平与学术贡献的报告；又整理发表了刘坦60年前的历史年代学论文《论殷历纪年》；撰写了研究刘坦学术的四篇论文，发表于核心学术期刊与全国性报纸。经过乔治忠大力的宣扬和表彰，刘坦之学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
乔治忠认为，刘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至今仍有宝贵的意义和价值。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采用刘坦那样搜集和编辑资料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将文献、史料强化记忆、烂熟于心，打下牢固的学术基础，从而受益终生。“刘坦的著述，研究对象多为特别艰难的问题，而学术的魅力，就在于知难而进，攻夺难关。阅读刘坦的著述，能够体会出作者的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惟以求真、求是为宗旨的治学态度，这是学者最为宝贵的素质和准则。”乔治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