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

2020年4月2日是校父严修先生诞辰160周年纪念日，缅怀先贤，心潮澎湃。校父严修奉献给南开学校的不仅仅是有形的金钱、图书等，更多的是无形的精神财富和具有现代价值的历史遗产。他用自己的生命，彰显了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开眼看世界的科学探索精神，以及舍弃个人财富，为国家和民族培育人才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不愧是南开精神的倡行者。

　　严修自幼饱读诗书，受过比较系统的传统教育，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并步入仕途，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等职务。可贵的是，他没有沉醉于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欣赏、玩味与维护，而是凭借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对世界潮流的敏锐洞察力，发现科举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潮流，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人才。早在戊戌变法前，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在于教育，并奏请清廷开设“经济特科”，改革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大约1300年的科举制度。敢为天下先。新政时期，严修又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为科举制度的终结作出努力和贡献。严范孙曾与好朋友卢木斋等人一起说服袁世凯废除科举取士。据卢木斋的弟弟卢弼在《严公墓碑》中披露：“伯兄（卢木斋）常谓曩与先生（严范孙）同谒项城（袁世凯），力陈科举之弊，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项城毅然约江楚二督入奏。数百年锢蔽民智之举，一旦廓清，最为愉快。”1905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可见，严修曾为清除阻碍新式教育发展、妨碍造就国家和社会急需人才的科举制度做出过别人难以企及的历史贡献。

　　改良家塾、创办新式学堂是严修的毕生追求和事业。值得称道的是，他先是以家宅为起点，开始改良严氏家塾、严氏女塾的实践活动。后在天津乃至直隶地区兴办为数众多的新式学校。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参与兴办或者倡办的学校包括天津私立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和16所官立男子小学，11所官立女子小学，天津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政法学堂，直隶高等工艺学堂等。

　　其中，1898年春开办的严氏家塾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他聘请刚从北洋水师退役的张伯苓讲授英文、数学、理化等西学课程，展现出他开眼看世界的探索科学的精神。透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学生们学习和掌握了科学知识，英文选用的教材也是名为《科学读本》（Scientific Reader）的小册子。新政时期，主持直隶（后改名河北省）学务的严修多次赴日本考察教育，观摩算术、理科、日语、写字、游戏、体操及教育学等课堂教学，听文部省官员的介绍，比较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日本教育管理制度和体制，学校的行政管理，教科书的编纂，课程安排，教员检定，学生入学年龄等。值得一提的是，严范孙带着在日本购买的科学仪器和书籍，回到天津，为创建南开学校做准备。王氏家塾也将花费巨资从日本购买来的多种先进的理化科学仪器及外文书刊、杂志等一并捐出，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南开学校的科学实验水平。实事求是地说，拥有这么多的科学实验仪器的中学在近代中国并不多见。

　　1918年底，严修和张伯苓远赴美国考察高等教育，为创办大学进行科学考察。出国前，严修特意延师学习英语，但由于年事已高，提高不快，仅能勉强听读。尽管如此，严修还是凭借着对科学的推崇，对教育救国理想的追求和不畏艰辛的精神，开始美国高等教育科学考察之旅。在半年之内，他和张伯苓踏访了美国多个教育机构、遍晤美国教育名流，求取现代教育的真经。回国后不久，南开大学于1919年秋即宣告成立。这不仅是天津乃至中国私立大学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且是严修开眼看世界科学探索精神的集中体现。

　　众所周知，私立学校发展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不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之所以能够建立并发展起来，与校父严修的慷慨奉献和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为募集办学经费，办好南开大学，严修不顾体弱多病，强忍丧子之痛，风尘仆仆地四处奔走。他亲赴北京，到教育部拜见教育总长傅增湘，讨论南开大学立案事宜；在六味斋约见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北京名流，听取他们有关创办大学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在中山公园会见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等人，向他们陈述创办南开大学的构想，并趁机筹募办学经费。此后，严修又到太原、保定、南京等地，请求阎锡山、曹锟、李纯等人资助南开大学，还派人遍访各省军政长官及教育当局，敦请鼎力襄助。为了就近与张伯苓等人筹商大学创办事宜，严修甚至提出要在南开学校内为自己设立一间办公室，以便帮助张伯苓出谋划策。不仅如此，严修还捐款赠地赠书。他先是于1919年捐给南开大学30余种数百册的中文典籍，以及2000美元的购书款。1922年，他又捐献了5亩多土地。1924年，严修将自己珍藏的二十四史、九通等10种古籍赠给南开大学图书馆。可以说，没有严修的努力和支持，南开大学就不会如此迅速地创建起来，也很难达到这样的规模和水平。

　　严修对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也多次予以资助和支持。1914年，被张伯苓称作“南开最好的学生”的周恩来创办“敬业乐群会”，约请以大书法家驰名津门的严范孙题写会名。1916年，举行全校国文会考，共有12个班级200多名同学参加，严范孙亲自评定最佳者。周恩来凭借《诚能动物论》一文脱颖而出，被评为全校第一名。国学造诣极深的严范孙对周恩来的这篇文章不仅逐节逐句加以点评，而且大加赞扬。正是在严修的资助下，周恩来毕业后即满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雄心壮志，去日本留学。1918年底，严范孙和张伯苓从美国考察高等教育后回国途径日本，周恩来特意前去拜访两位恩师。严修、张伯苓和周恩来谈起准备创办大学的事情。为了纪念在异国他乡的难得相聚，他们合影留念。

　　1919年秋，南开大学开学前夕，严修宴请社会名流谋求对南开大学的支持，还特意邀请周恩来陪同。当1920年周恩来因为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迫离开南开大学时，又是严修设立的“范孙奖学金”为他提供了银洋7,000多元，支持周恩来赴法深造。于是，周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得到了物质保证。周恩来在欧洲参加共产党后，曾有人劝严修不要再资助周恩来了，但是严修认为人各有志，继续支持周恩来。对此，周恩来曾给予极高评价，称严修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

　　1929年3月15日，严修病逝于天津。校父的去世，对南开大家庭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与严修相知甚深的张伯苓感叹：没有严修先生的支持，就不会有南开。从1904年私立中学堂的兴建，到1919年南开大学、1923年南开女中、1928年南开小学的陆续创立，离不开严修的心血浇灌。《大公报》在《悼严修先生》一文中赞扬严修为南开的发展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以兴学为务，慨出私产，发起南开，筚路蓝缕，惨淡经营，至今日蔚华北一大学府。数十年前严氏提倡之诚，赴义之勇，饮水思源，有令人不能不肃色起敬者！”值得庆幸的是，严修倡行的南开精神不死，经过时代的淬炼，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为南开精神的倡行者，严修的生命早已成为南开精神的一部分，陶铸着一代又一代的南开人。2019年4月2日，严修研究会宣告成立，表明南开人和爱南开的人既要学习和缅怀校父的崇高精神、高尚人格，又要与社会各界人士一起探求他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解读他对南开精神的滋养，并担当起南开精神的传承者、守护者、弘扬者的神圣使命，在新时代作出新努力和新贡献，以此告慰校父和所有南开精神的创造者和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