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在南开中学初成立时，由董事会规定薪金，每月银币一百八十元，他把这些钱全部交给王夫人作为家用。后来南开大学成立，董事会要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我有薪金了，不需要再兼薪。后来严范孙先生强给他定了一百元，但是这个钱先生不往家里拿，只存在学校里。后来因为南大是私立的，经费有限，所定的薪金一般比北京的北大清华要低些，同仁们有些意见，为此先生自动地减薪，大学部的薪金减落到四十元，但是仍不往家里拿，存在学校里，专作为给毕业学生们作保的赔偿费。因为后来毕业的学生逐渐地多起来，难免有一些出问题的，先生大学部的这点薪金不够赔偿的，所以后来由校友会另捐了一笔钱，代为补偿这些亏空之用。

　　在抗战前，天津的比商电车电灯公司，要邀请一些中国的社会人士担任董事，他们聘请了先生，有时送些车马费。先生常常把这些钱分送给随他工作多年的南开老职员们。他说：“他们做职员的工资低，对学校负的责任重，而又忠心，家庭负担重，我要这些钱没有用，送给他们吧！”王夫人也深明大义，从来没有对先生这些举动表示过不同意见。先生深通人情，他自己不爱钱，但是却懂得别人的生活里需要钱，故而常常解囊助人。

　　先生平生不轻易谈人的短处，只是处处在鼓励人的长处，他常说：“世上无完人，要善于发挥他们的长处，弃绝他们的短处，要是处处吹毛求疵，世界上将无可用之人了。”这是他的教育家风度。学生们不论做了什么坏事，只要是肯回过头来改邪归正，他都在鼓励他们。学生们不论是毕业了多少年，年纪有多么大了，在做了坏事时，都是怕见校长，自己的良心在责备着自己。但是在做了好事时，却都想到校长面前来报一报功，在得到校长的鼓励时，又都是欢喜得不得了。先生尝说：“对于青年人，要和他们讲真正的道理，不可骗他们，他们将来长大后，都会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