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飞离重庆之后，又派蒋经国到先生家来，还是劝先生走，最后说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但是先生是几时也不想离开他那五十年来艰难缔造的南开学校。就当时的情景来看也可能是很危险的，但是先生不再顾虑那些了。他的一生，应付环境，委曲求全，一切是为了南开学校，为了他的教育救国目标，如果要是违背了他的这个目标，他就不再顾忌什么了。

　　这一幕辞职和拒行，多亏了王夫人的大胆作风，她可以称得起是贤妻良母。记得抗战期间在重庆，有一次蒋氏设宴招待社会贤达和政府首要人物，都是夫妇一同参加，当时蒋氏和孔祥熙等高官显宦的夫人都到来了，真是珠光宝气。王夫人只是衣裳简素、态度大方地和先生来参与盛会。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地应答接待，大家都在惊奇王夫人的稳重。会后还家，先生对我们盛赞王夫人的稳重大方。王夫人道：“他们不也是人吗？咱们不也是人吗？有什么不如他们的？倒是寻常不论到哪里，无论遇见什么人，一提起你来，没有一个不挑起大拇指来说好的，他们又怎样呢？”她的对事见解，高人一筹。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解放。先生仍是安居在沙坪坝寓所里。转年春天，有一天晚饭后，独自一人坐在门前闲眺，看着天上的行云和对面的南开校舍，想着自己的一生奋斗，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嘴里流出涎沫来，王夫人看到，急唤儿媳帮同搀扶到房里，躺了几天才渐渐地恢复过来，这是第一次患中风症。

　　公元一九五〇年六月，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接先生和王夫人一同自重庆飞北京，就借住在先生的好友傅宜生先生西城小酱坊胡同住宅。周总理并以旧日师生情谊，到傅宅来看望先生，畅谈国内国外形势，先生听过之后很为兴奋。是年秋天，返回天津，在大理道租了一所房子，和三子锡祚同住，这时先生已是七十五岁了。尝说道：“我现在已经老了，但是一生尽心力为国家民族复兴事业而奋斗，今日虽是退休了，但对于国家民族的大事，又岂能淡然置之耶？”所以他虽是退休，但对于国家的大事，仍然是时刻关心，天天要看几份报纸。其余的时间，就是常常请些老校友老同学们到家里来和他谈谈闲话。他在每个星期里，规定有一两天，要分别约请几位老校友到家里来吃饭，谈个半天话。有时也由人陪着出去看看戏。晚上饭后和儿子孙子们坐在一起听听无线电广播的戏曲节目，就是这么度过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