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玉璞手下的一个老头子给他献计除掉张伯苓。老褚一听，道：“好的！咱就这么办吧！”当时有他的参谋长在旁，骂这个老头子道：“你懂什么？张校长是一个好人，他办南开学校几十年，对国家的贡献最大，在天津的南开学校办好了，也是督办的一件大功呀！督办应该好好地奖励他才是。”老褚一听又回嗔作喜，立刻派人到先生家里来，接张校长到督办公署去谈谈。

　　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先生正在八里台南开大学看学生们的游艺会，督办公署的汽车到西南城角先生家里来接，听说在八里台了，又转头到八里台南开大学去接。当时大家一听督办公署派车来接，都心里打着鼓，估量着凶多吉少。但是先生心里却极坦然，他想，事情来了，怕也没用，随机应变，自能转危为安。到了督办公署，他把老褚一阵对付，乐得他老鼠胡子一翘一翘的。直到深夜十二点钟，才派车把先生送回家，大家听到他平安归来，这才把一块石头落了地。

　　事后有女中部的一个女学生，来告诉先生说道，她的父亲就是那位参谋长，因为时常听到女儿回家说学校怎样怎样好，校长怎样怎样好，所以他才和老褚讲了那一段话，事后想来，真是好险哪！

　　抗战时期，在重庆，一天晚上，有一位在国民党政权某机构工作的老校友，到家里来看先生，他对先生低声地说道：“校长！二陈对您不大好！请校长注意！”先生答应了一声，当时没说什么。后来又过了些日子，一天下午有五六点钟的时候，先生从外面约了陈果夫到家里来谈话。两人大谈了一阵子三民主义哲学，临走时，先生把他送出大门外看着他上了车走了。先生对着迎面的校舍楼房望了一会儿，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回到房里，默默地坐着，心里仿佛在说，我的一切委曲求全，都是为了南开呀！他的一生，几十年来，除了办南开学校教育救国以外，他是与世无争的，但是树大招风，时时还要防着碍了别人的路。

　　时间是最好的评判者，它给予南开教育以很高的评价。不只是在国内，以至在国外，在不同制度的国家里，也莫不如此。记得在抗战前，有一位东北的官员莫德惠先生，他是经办着对苏外交的，一天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闲谈到关于孩子们上学的事，加拉罕对他说道：“听说在你们中国的天津，有一个南开学校，办得很好，你为什么不送你的孩子们到那里去上学呀？”记得当时父亲在对我讲说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微笑着，他说：“你看！不管我的奋斗是多么艰难，但是到处都有我的知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