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敬年，103岁，是谓人瑞。人瑞不只杨老，然而出身贫寒、坎坷多难、牛津博士、经济学家、世界名人、著译等身而又虚怀若谷的人瑞，唯杨老一人尔。
最近我因事登门拜访杨老，再一次被他的谦逊态度和严谨的精神所感动。事情是这样的：商务印书馆曾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出版何廉与李锐合著的《财政论》，如今要再版。从初版至今，已有78年了，其间社会变迁，学术亦有断层，因此想请杨老写一篇导读性的文章，以启迪后学。杨敬年1936年考入何廉创办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入学后又听过李锐老师讲“财政学”，请他来写这篇导读再合适不过。然而编辑是年轻人，自感杨老高山仰止，不敢造访，故托我代为联系。说心里话，打我这里就想替杨老回绝，不是因为杨老的门槛高，而是他年事太高，我怕累着他老人家。不过受人之托，不能敷衍，于是我来到杨老家。问候起居之后，说明来意。杨老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他和王昊教授去年为湖南一家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写过序言，看看能不能拿来用；二是现在他视力不行了，写不了文章，不过可以请他的学生关永强博士代笔写一篇导读。杨老还不看电话本，当场给我说出了关永强11位数的手机号码。我说回头我和商务的编辑商量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我刚回到家，就接到杨老的电话，他说还是用第二个方案为好，因为一篇文章不能用在两处，这有个版权和信誉问题。我不禁被杨老的敬业精神、严谨态度与惊人的记忆力所感动。
我认识杨老是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那时候他是不著名但却受到管制的右派分子，在政治经济学系资料室工作。我那时因为同意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被赶下讲台，到哲学系资料室当资料员。这两个资料室都在主楼三层，一东一西。因为我下台前一直在政经系教课，常去该系资料室看书。下台后又不甘寂寞，“不须扬鞭自奋蹄”，编写油印的《学术动态》，有些不懂的英文资料就去请教杨先生，他从来不拒绝，都是耐心地、小声地（资料室要静）给我讲解，直到我明白为止，如是者也只有两三次，不敢多请教，平时碰面也不打招呼。因为那个时候，两个有问题的人接触多了，会给自己和对方惹麻烦。不过从那时我就知道这位牛津博士的学识渊博与为人谦和，打心眼儿里敬佩他。
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十七，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出生后一个月，因父亲外出谋生，杳无音信，母子生活无着，母亲就抱着他投靠外祖父黎贞。黎贞是考中湘、浙两省的秀才。“十儒九丐自古有”，黎贞是个穷秀才，以设馆教书为生。杨敬年从4岁起就跟外祖父读私塾。在他10岁时，母亲为了减轻外祖父的负担，改嫁离家，从此杨敬年身边无父无母。他跟随外祖父继续读书，到13岁时，四书五经皆能背诵。外公对他说：“你文理清通，可以在乡间教书糊口了，不过还是要到城里学校戴个帽子回来更好”。这样他又得到叔祖父杨志高的支持，到岳阳去上高小。叔祖父是个家徒四壁的贫农，听说岳阳县立高等小学花钱不多，于是借债供侄孙上学，并叫自己的儿子把侄孙送到岳阳。到岳阳后住不起旅店，在熟人家的牛棚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去参加入学考试，被录取，插班高小二年级。1923年冬，高小毕业，这时杨敬年15岁，却读了11年书。
1924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为什么报考师范？因为师范学校管饭吃，每人还发一套夹制服，对贫困的杨敬年来说，要想升学，这是他的唯一选择。任何社会，穷人的选择机会都少，打根儿上穷的杨敬年，就学就业的选择余地更少，他只能拣不要钱的学校上，后来也是如此。一师读完一个学期，由叔祖父主持给他完婚。妻子叫李韵兰，比他大两岁，是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结婚时杨敬年空身穿了一件破旧棉袍，二姑看见了，赶忙买布给他做一件黑马褂罩在外面遮穷。第二天新娘就给新郎缝补破衣裳。结婚一年以后儿子出生，他不得不休学到乡下设在庙里的一所小学教书，以赚钱养家。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长沙，黄埔军校在长沙设立第三分校招生，杨敬年这时是19岁的青年，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气势感染，决定要投笔从戎，打倒军阀，于是考入黄埔三分校步兵科。入伍3个月，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其间他看见汪精卫陪第三国际的人来校训话。共产国际的人怎么会来黄埔军校训话？因为那时候是国共合作，黄埔军校里也有共产党和共青团，都是公开的。杨敬年是个穷人，倾向共产党，申请加入共青团，没有被批准。但是他矢志不改，直到57年后他79岁时，南开大学党组织批准他的入党申请，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这是后话。
杨敬年投笔从戎，打倒军阀的志愿因“马日事变”而破灭了。1927年5月21日，驻守长沙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三分校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撤离军校。杨敬年也要走，队长说，你又不是共产党，不要走。但他痛恨国民党军队屠杀工农，也以“请半个小时假”为名离开军校。离开军校后，他随军校同学、共青团员成本杭回到他的家乡湘乡县，带了几天红袖章，闹了几天农会。因“马日事变”推及农村，农会被解散，白色恐怖笼罩，他在同学家蜗居了两个月。风声过后，他带着妻儿在湖南各地托亲友介绍，到小学教书或代课，聊以糊口。因为是逐食而居，每个地方呆的时间都不长，居无定所，食无保障，就这样漂泊了几年。这时杨敬年痛感自己身世飘零，给自己起名杨飘蓬，只有妻子知道，也是她临终时不断呼唤的名字。
这样漂泊不定不是长久之计，1932年杨敬年来到当时的首都南京，考入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为什么考这所学校？因为这所学校不仅管吃管住，每年夏天还发两套黄咔叽布制服，冬天一套棉制服，出校门还有一身呢制服和一件呢子大衣。这对穷人杨敬年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入学时他已24岁，头一回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中央政治大学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蒋介石任校长。有一次蒋介石来校点名，别的同学都很激动，杨敬年却漠然视之，因为他觉得蒋介石的形象不佳，太做作，还不如黄埔三分校校长石醉六的形象好。
1936年杨敬年从政治大学毕业。按培养目标，毕业后要到地方上去做官，但是杨敬年想继续深造，于是他报考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为什么要报考南开经研所？因为当时的南开经研所师资阵容强大，在这里任教的有：何廉、方显廷、李锐、张纯明、陈序经、王赣愚等著名学者，他们都是哈佛、耶鲁、威斯康星、伊利诺斯等世界著名大学的博士。而且南开经研所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研究中国物价指数和农村，研究成果在全国和世界都被认可和引用。杨敬年于1936年秋季入学，是该所第二届研究生，同届的有7名同学。入学后杨敬年就沐浴在南开精神之中，感到自由、宽松，不像政治大学那样完全是军事化管理，压抑个性。至此杨敬年才体会到大学的滋味。南开规模不大，但能巍巍然卓立于中国大学之林者，盖因全校师生员工都能自觉践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之校训也。
入学后研究生请校长张伯苓在登瀛楼吃饭，校长问了各人的名字。饭后送校长下楼，校长说：“送客送到楼梯口，不要下楼，这是规矩。”14年后，天津解放，张校长回到天津，杨敬年和几位校友又在登瀛楼请他吃饭，张伯苓问：杨敬年是不是从前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杨答：是。那时候学生与校长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可以用“过从甚密”来形容。
经研所的研究生学制为两年，杨敬年应于1938年夏季毕业。1937年暑假他回到湖南老家没几天，“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学校南迁，直到1938年2月，南开经研所仍无复学消息。这期间，迫于生计，杨敬年又以教书谋生。后来他接到方显廷老师的电报，要他到贵阳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这年4月，他携妇将雏来到贵阳，当了不到一年的编译。此后又应南开经研所的老师张纯明、何廉、李锐的召唤，先后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本局、财政部、三青团中央等部门工作。1944年考取第八届庚款留学，1945年8月离开中国，经印度乘海船，10月到达英国，入牛津大学攻读博士。
牛津大学，世界名校，治学严谨，生活条件优越。博士生住的是带套间的宿舍，一间卧室，一间书房。早晨有上了年纪的“学童”前来问安：Good morning，Sir！其实是叫起床。白天有女校工来房间打扫卫生，叠好被子。晚上“学童”又来道：Good night,Sir!其实是说他要休息了。穷人杨敬年头一回过上贵族子弟生活。不过对英国人拿中国的银子让中国学生读书与过这样的生活，杨敬年心知肚明，他要发奋学习，回来报效祖国。经过3年的努力学习，杨敬年拿到了只有一半学生才能拿到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Distribution of Function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翻译成中文是：《联合王国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职权分配》。
获得博士学位后，杨敬年立即回国，1948年10月回到南开。这时天津已被解放军包围。何廉当了两个月校长，辞职去了美国。他临走时给杨敬年留下些钱，说：“你还年轻，要好自为之。”杨敬年决定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三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任命杨敬年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他负责筹建财政系，任系主任。他自知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思想和作风不适合新社会，就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参加夜大学习马列主义，自学俄文，参加拥护共产党的九三学社等，是一个积极向共产党靠拢的知识分子。如果这样下去，杨敬年所学的知识将大有用武之地，工作与生活也将顺心，这对他个人与国家都大有好处。但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事实。
1957年，杨敬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并管制3年，撤销教授职务，每月发给60元生活费。一个贫农的儿子，出生后就没有饭吃。他身材矮小，体力不济，靠出苦力谋食，非他所长。但他自幼聪明好学，只有靠读书和教书养家糊口。后来凭着自己的努力，获得牛津博士，志愿回来报效祖国。“反右”期间，他静若处子，没有言语，却被定为右派。所以他觉得“犹如晴天霹雳，不知所措”。其实杨敬年在旧社会的经历，只是一个穷人求生存和发展的谋食过程，然而“天翻地覆慨而慷”之后，便成罪证。杨敬年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改造。
在戴着右派帽子被改造期间，杨敬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国家预算》（俄文）、《英国议会》、《美国第一花旗银行》、《银行家》等12本书，由商务和三联等出版社出版。另外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后，他还奉命翻译联合国文件。从1957至1979年杨敬年被划为右派期间，他一共翻译出版约300多万字的俄文与英文书籍和文件。除1981年商务出版的《银行家》外，其余的书都不能署杨敬年的名字。
1962年周恩来和陈毅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桂冠），政策稍微宽松，学校让杨敬年开一门课，给政经系学生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本知识”。因为学生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了解，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困难，所以这门课很受学生与青年教师的欢迎，外校也有人来听课。杨敬年这时可以在家里备课，可以站在久违的讲台上讲课了。他，似乎闻到了春的消息。然而他的感觉错了，到1964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传达下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的课堂岂能让右派分子占领！义正辞严。杨敬年唯唯，又回到资料室，天天按时“上班”。
“文革”期间所受的折磨不用说了，除了强迫劳动，每月发给35元生活费养活全家5口人以外，最让杨敬年痛心的是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穷人杨敬年身无长物，只有书，抄家就是抄书。红卫兵用3辆排子车把他的书全部拉走了，临走时还喊：“杨敬年！这都是你剥削来的！”杨敬年有口难辩。没有了书，杨敬年就什么也没有了。从小受穷的杨敬年，再穷的时候手头也还有几本书，那是吃饭的家什呀！现在干净了，成为彻底的赤贫。赤贫杨敬年，泪眼问天天不语。
灾难接踵而来：1974年68岁的发妻中风瘫痪在床；又两年，儿子急病去世，这真是破屋偏逢连阴雨。天意并不怜幽草，但是人间确实重晚情。从此以后杨敬年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悉心服侍卧床的病妻。工作成绩斐然，病妻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如是者24年，直到1998年老伴去世。发妻弥留之际，呼唤：“我要见飘蓬，我要见飘蓬！”杨老俯下身对她说：“我就是飘蓬”，“你不是，你是他爹”。年轻的飘蓬成为白发老翁，弥留之际的发妻没认出来就去世了。杨老回忆结婚73年来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经历，不禁悲从心底来——“空床卧听风和雨，谁复挑灯夜补衣”！
四
1979年3月，杨敬年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71岁的杨敬年终于回到人民行列，他自己说“获得了新生”。71岁的老人“获得了新生”，搁在普通人身上，那只不过是一种感觉；但在杨老身上，则是精神抖擞，脚踏实地的创业。
杨老在改革之初，就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设了发展经济学。这是一门中国急需的学问，它涵盖了经济发展的理论、经济发展的资金、经济发展的战略、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等，都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这门学问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但是由于几十年的闭塞，中国没有，甚至闻所未闻。只有杨老，一直在阅读翻译西方书刊，比较了解。早在1979年以前，他就撰写《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一书（1981年出版），为他开设发展经济学作了思想准备。1982年开始，杨老率先在南开大学讲授西方发展经济学。没有教材，杨老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历时5年，编写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出版，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同时编译出版了61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选了60篇文章，都由杨老“自行翻译，忠实可靠”。另外，杨老还给经济学系讲授专业英语，连续讲了13年，直到86岁退休。
退休以后，杨老用两年时间撰写《人性谈》。不知者还以为他是写人生感悟，其实这是他科学研究的继续和领域的扩展。人性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杨老在宋儒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又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进一步全面论述人性，对多个学科都有贡献。
杨老90岁的时候，出版社约他翻译《国富论》。他觉得还有“余勇可贾，毅然答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于1776年出版，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期的著作，距今已有200多年。那时候的英国社会和英语习惯与现在大不一样，翻译这样的历史名著其实是再创作，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语言功底才行。90高龄的杨老“毅然答应”后，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译到7点，得3000字译文。上午休息锻炼身体，下午校对。这样连续工作两年多，完成了这部74万字的巨著。出版后遂成为畅销书，印刷9次，计57000册。
年届百岁，杨老又发表了20多万字自传体的《期颐述怀》。杨敬老70岁以后，除了讲授两门课和带博士生之外，一共撰写和翻译出版约250万字的著作和文章，都是他亲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其工作量之大，水平之高，青年人都望尘莫及。
由于杨老晚年作出如此巨大贡献，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收入《21世纪2000个杰出知识分子》。2004年又被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于是杨敬年的名字远扬世界各国。
俗话说人老是一宝，人瑞应是国宝，像杨老这样的人瑞，实为国之至宝。面对国之至宝，我能为他做点什么？以他为楷模，我能为国家和社会做点什么？我在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