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我们校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拜访了正在疗养的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士申泮文先生。他虽已年届97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谈吐自如。作为一名老南开人，他以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畅谈了学校的历史发展和办学特色，并对校史研究寄予殷殷厚望。

　　对于南开学校的办学，申泮文先生首先从南开校友梅贻琦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谈起。他认为，办好一所学校，有“大师”还不行，更需要有能够勇挑重担、独当一面的“教育能人”。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历史上，张伯苓、喻传鉴、黄钰生、杨石先等人都是“教育能人”的典型。

　　作为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老校长张伯苓的办学实践独具特色。申泮文先生将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概括为：“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立足中国培育高层次人才。”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南开中学自1935年起年年都是人才大班，为国家培养人才苗子，仅申泮文先生所在的1935年级后来就出了4位院士，抗战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依然是人才辈出。申泮文先生认为这与张伯苓积极主张自由民主办教育、学以致用、洋为中用、人才培养多样化等密切相关。

　　黄钰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作为老校长张伯苓的主要助手佐理校务，可谓南开大学的“二校长”。西南联大时期，他代表张伯苓参加联大管理层，参与了繁重的建校工作，别人管不了的事，都交给他来办，几乎成了“不管部”部长。

　　杨石先在西南联大担任理学院化学系和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后又兼任教务长，前后6年有余，备受师生尊敬与信任。尽管行政工作繁忙，他仍然坚守教学岗位，还承担了距理学院5公里之遥的工学院的化学基础课教学任务。因为条件艰苦，没有交通工具，他每周都要两次徒步到工学院上课，而且从不迟到、从不误课，为全校教师起到了表率作用。

　　申泮文先生坦言，自己有幸曾与这几位南开元老作为师生和同事共处多年，其言传身教使自己受益终生。他强调指出，这些“教育能人”在南开大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作出过很大贡献，研究校史时要深入总结他们的成功办学经验，为培养更多人才苗子服务，为学校长远发展服务。

　　对于南开大学的办学特色，申泮文先生指出，南开大学建校后，本着“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设立了文、理、商三科，这样就不仅仅是文理并重，商科也占有重要位置。老校长张伯苓十分重视学以致用，较早确立了南开教学和科研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目标的“土货化”方针。秉持上述理念和方针，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自创办之初即致力于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分析探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南开经研所在《大公报》开辟的“统计副刊”专栏(后相继更名为“每周统计”、“经济周刊”)，“在中国还是破天荒第一遭，一时颇为轰动，使南开名声大振”(何廉语)，编制的“南开指数”更是享誉海内外。经研所创办人何廉通过调研，深感中国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的经济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农业上面”，“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农村”这样富有远见的观点。对此，申泮文先生强调，研究中国的经济，让经济为建设国家服务，体现了张伯苓“学以致用”的办学要求。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在校长杨石先带领下，紧贴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专业方向，进行科研攻关，同样体现了“学以致用”的办学特色。化学系师生于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敌百虫”、“马拉硫磷”、“离子交换树脂”和“硝酸钍”生产车间，为国家急需的有机农药和原子弹研制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此，申泮文先生认为，南开的办学特色还可以继续深入总结，但“学以致用”可以算是其中一条。

　　谈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申泮文先生认为，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使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完全摒弃了西方殖民主义色彩，虽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高等教育体系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办学校、办教育、搞科技的开端。院系调整后不久，我国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苏联专门派出由国家科学院院长带领的专家团队来华考察，实际上是向我们学习这方面的经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也不仅仅是各校间院系的拆分组合，更是对旧有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全面改革。经过这场院系调整，杨石先校长宣布“新的南开大学”成立，南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申泮文先生十分关心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认为应鼓励学生参与到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之中，师生共同努力，调动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他本人在长期教学实践中也一直致力于此。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应用推广之初，申泮文先生看准计算机必将成为高等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工具，力主推动计算机在高校的普及，曾在大学低年级学生中开办“化软学会”，在高年级学生中开办“分子计算中心”，为学生参与教学改革提供舞台、创造条件。对此，他不无自豪地说：“现在化学课是高级科学实验、高级理论、计算机应用三驾马车联合体，在这方面，我们在许多大学里是领先的。”

　　申泮文先生指出，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南开大学的优良传统。多年来，他身体力行，积极致力于南开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教育。1987年，他组织学生成立了“南风宣传队”，用自己收集的资料制作展板，在大中路上进行展览，向学生展示南开学校50年前被日军炸毁的情景。对此，他略带沉重地说：“作为亲身经历南开学校被炸的当事人，有着一辈子忘不掉的切肤之痛。”也正是在那一年，申泮文先生和他的“南风”率先提出要纪念南京大屠杀50周年，使青年人不要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1995年，申泮文先生编写的《天津旧南开学校覆没记》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沉痛纪念天津南开学校被毁58周年”醒目字样，提醒着人们毋忘历史。申泮文先生也因此被称为在校园内自发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先行者。

　　申泮文先生出生于1916年，1935年南开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化工系。1937年7月南开被日军炸毁后，他的大学生涯被迫中断，毅然投笔从戎，被派往前线做后勤兵，亲历了著名的淞沪会战。随着30万大军的撤退和溃败，21岁的申泮文辗转赴长沙临时大学，在老师杨石先的帮助下得以复学。1938年春夏之交，他在黄钰生的资助下跟随“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就读于西南联大化学系，用两年时间半工半读完成三年学业。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泮文受命承担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复员返校的公物押运工作，并经黄钰生和邱宗岳介绍，进入南开大学化学系，开始了在南开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

　　年近期颐，申泮文先生仍十分关心学校和国家的发展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居室茶几上整齐摆放着《参考消息》、《环球时报》和专为读书看报使用的放大镜。谈起南开校史，申泮文先生时而低回，时而兴奋，他讲述的既是他亲身的经历，更是他作为一名老南开人多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