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高龄的远征军老战士，南开创始人张伯苓老校长的嫡传弟子罗明錡先生，11月14日下午，在天津家中逝世。
从重庆南开中学到天津南开大学，从参加远征军奔赴战场到辗转复学、任教，创办论坛、资助学生，家族中18人就读南开，耄耋之年仍活跃于校友会一线，罗老的身上镌刻着深深的“南开”烙印，即使中间分离几十年，他和“南开”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不解情缘。新报记者第一时间对话罗明錡先生家属，连线南开相关学者、教师、学生，听老先生的“南开”往事，聊那些尘封的远征岁月，从个人情结到家国情怀，还原一个平凡学者不平凡的一生。
周末聚人气最疼学生的“老小孩儿”
“13号那天老爷子因为咳嗽感觉有些憋气，不是很舒服，吃了药有好转，下午还是不太好受，他自己能走路，我陪着他到医院做了检查。”
据罗明錡先生的儿子介绍，去世前一天，老先生各项指标基本正常，医生只是提醒有炎症，“血压略高，心跳比较慢。”吃药休息过后的罗老和常人无异，在车上还和儿子聊得尽兴。14日当天，一切恢复正常，“一般六日学生们都过来，那天11点多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聚到家里。”下午三点多老先生还和儿子说话，四点半接了通电话，“五六点该吃晚饭了，学生们说爷爷起来吃饭吧，没想到再也叫不起来，我给他穿衣服时老爷子还是正常人的体温，那么安详，跟睡着了一样……”
罗老去世前的那个周一还外出参加会议，“我当时看见家里没人还吓了一跳，结果老爷子说，我们几个人在这谈养老的问题呢。”精神不错，甚至前一个礼拜还自己在家打家具，琢磨着把学生留下的活动折椅缺腿的部分补上，“我一进屋，摆了一地的木头，老爷子正拿锯锯木头，问我怎么弄好。”
这些年一直帮忙资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跟孩子们做些公益，宣传南开文化，每到周末罗老家中总是聚集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快毕业的、已经工作的、在北京打拼的……这是一帮学生的据点，是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来能聚在一起的地方。罗老的儿子回忆，不管何时到家，总能看见父亲跟学生们围坐聊天。“43号楼不租的那些天他发愁，孩子们也着急——跟自家一样的地方没了，我爸说你们放心，我还在这附近找房子。”每月四千多元的退休费，一个月三千五的租金，负担很重，老先生却自始至终不肯离开，“用我父亲的话讲，他的‘圈子’在这，不惜钱财，只要离这帮孩子近，带着他们搞活动方便就行。”
专业是工商管理的罗明錡先生，家中总是摆满一摞摞的学生简历，“学生们受益，他也活动脑子，他是个闲不住的人。”老先生心态不错，只是家人偶尔能感觉到，随着年岁增加老人时不时难免情绪波动，“高兴不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原来不会。”
十足南开情家族中18位皆为“南开人”
1939年投考重庆南开中学，受教于张伯苓校长，对于罗明錡先生来说，这是他与南开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也由此影响确定了自己的一生。后来投笔从戎、自愿参加中国远征军奔赴战场，复员后被保送至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学习，毕业后到北京读研、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后再回“南开”，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的话说，罗明錡老先生是“非常有南开情结的一个人”。
“我刚到南开工作不久，就收到罗老送给我的《南开三宝》小册子，这是他自己花钱做的，每年发放给新生，给他们讲南开‘三宝’——容止格言、校歌、校训，解读南开精神，还把自己搜集的一些阐述‘三宝’的文章，比如申泮文先生关于校训理解的文章等编在一起，每年更新发给新生。”
令龚克校长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罗老的为人直率。老先生把《南开三宝》小书送给他的同时，附了一封长长的信，对南开一些工作特别是校友工作提出尖锐意见并约谈。“比如对我们当时校友工作中的一些官僚作风和行政化做法很不满意，他常给我写信，提各种各样的建议，非常直率，但总体来讲，先生完全出于好心，一心希望南开办得更好。”龚克校长坦言，这几年并非所有的事情彼此都能意见一致，可总能十分坦诚地交流不同看法，“罗老先生特别真诚坦率，我觉得他是非常磊落的一个人。”
罗明錡先生家中兄弟姊妹18人先后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南开世家”的说法不胫而走，“我们兄妹6个人，5个人都从南开走出来。”罗老最小的弟弟罗明钊先生感慨，大家族中有十多个都是从南开走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家族本身就有一种南开情结。”罗老也曾调侃自己称得上是“南开油子”，自嘲在重庆南开中学待过7年的他算是“三朝元老”，有着自始至终的“十足的南开味、南开情”。龚克校长感叹，罗老先生身上确实有着极重的南开情结，在南开的这些年都在不遗余力地阐释南开精神，“他的南开情结不是拴在南开的草木、楼房或者特定人的身上，而是拴在了对于南开公能精神的那份认可，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上世纪50年代初离开“南开”，80年代后期重返“南开”，几十年的分别，然而他的南开情结延续始终。
体育优等生难以忘怀的“南开号声”
在龚克校长看来，罗明錡先生除了学者的身份，在晚年最主要的事业就是资助学生、传承南开精神。罗老帮忙找赞助资助的崔雪蕊和郭蒙雨今年读研一，和“罗爷爷”相识还是缘于大一暑假跟着老先生学游泳。
“去年央视推出的《校训是什么》，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南开大学，当时节目组还采访了罗爷爷，拍了爷爷游泳的画面。”罗老爱好体育，当年从一入校起就是体育锻炼的积极分子，还是学校田径代表队的成员，直到高中毕业在学校也算小有名气。体育锻炼是南开学生的必修课，据说当时在校学生组织的各种社团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体育社团，“‘七二八’体育会在重庆南开中学体育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罗老高二时还担任过“七二八”体育会会长。
雪蕊和蒙雨透露，罗老爱讲“老南开”的故事，常跟她们聊发生在自己和老校长张伯苓之间的往事，以及师生之间的点滴片段。“我记得爷爷常提到陪伴了他整个中学时代的南开号声，那会儿起床、上课、下课的号声都不太一样。”罗老觉得起床号“最烦人”，升旗早操的号声倒是培养了自己日后坚持锻炼的习惯，“清早在大操场跑步的人，一个接一个，天天如此。”至于最让他感到兴奋的则是每天下午三点半最后一节课之后的号声，“爷爷说，那时候三点半以后，所有的学生都要离开教室，开展各种课外活动，或者去操场锻炼，练歌、泥塑、壁报、摄影……”那时候“三点半”甚至是南开专用语，人尽皆知。重庆的夏天最难熬，每到夏天，熄灯号便成了痛苦的代名词，“又闷又热，蚊子、臭虫，宿舍就跟蒸笼一样。”
罗老生前曾表示，1939年到1947年他在重庆南开中学的日子，是他“最重要、最幸福、最美好的时段”，培养了不少好的生活习惯，“比如在校长张伯苓的带领下，每天坚持体育锻炼、独立生活的能力、享受集体生活的乐趣等等。”和学生聊天时他曾感叹，现在的南开再也不是以前的南开，却常提及自己是张伯苓的学生，“成为张伯苓的学生，我觉得是爷爷生前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比听到说他是某某家更让他觉得受到肯定。爷爷曾说他们上学的时候，校长张伯苓跟学生特别贴近，号召大家早上起来跑圈，校长自己起得最早，学生们也就跟着做。学生在楼上上课，校长办公室就在一楼，可以随时找校长聊天。”
直尺画等号那时考试频繁要求极严
受性格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从初中起罗明錡先生就开始住校，一班同学天天共同学习、吃喝拉撒睡整天在一起，彼此之间亲如手足，即使到了寒暑假也很少回家，或留校或受邀去同学家，六七年之久的共同生活，让本就好广交朋友的他结识了许多知心好友，直到晚年，还是以当年重庆南开中学的同学交往为主。
在南开大学期间，连任四届系学生会主席(每半年换一届)的罗老，对全系学生都谙熟于心，朝夕相处，既是同学又是至交。十余年的南开求学生活，除了结交志同道合的好友，南开特有的教育方式也在罗老的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每次聊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南开校规，“严”总是罗老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据说当时即便是达官贵人、军政首脑的子女入学也一概一视同仁，考试入学，再大的官也不买账，进了学校，大家都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在蒙雨的印象中，罗老曾跟她提起，那时南开考试的频繁程度超乎想象，“从月考到期中考最后到期末考，甚至每周都会有抽查，而且那时的考试相对难考，没什么具体答案，光背还不行，两次不及格就会有警告，三次就直接开除了。”那时上数学课，老师点学生到黑板上做题，“如果不会就直接站到教室的最后一排，好多学生被罚站到后面时腿发抖，虽然听来有点像笑谈，不过爷爷曾说，他们当年考试画等号都是用直尺。”
在南开中学副校长贺海龙的眼中，罗明錡老先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一直担任高校的教学工作，但向来不是书斋气很重的老教授形象，而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越年长越爱跟年轻人接触，“始终给人感觉风尘仆仆、精神矍铄、朝气蓬勃的感觉。”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再到工作，甚至晚年在南大内租房住，一切都在校园，一生和学校结下不解之缘。经历过各种重大历史事件，遭受过一些非人待遇、诸多变迁，面对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庭重组、独居生活……“个人的爱恨情仇，时代造成的隔阂分离，但是不管经历多坎坷、多丰富，老爷子的人生依然相当乐观精彩。”与其说功成名就，不如说是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特别精彩的平凡人。“有时候跟他聊天，常让我有一种感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经历了这么多坎坷困厄，始终乐观而有追求，有自己奋斗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当年好不容易进入了南开中学，更不容易熬到了高中二年级，1944年日本进逼贵州独山，重庆告急，罗明錡先生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被分配到学生大队入伍，奔赴印缅战场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罗老当年的正式入伍仪式还是在圣诞节这天举行的，每人领到一支英式步枪，从此接受了中国驻印远征军新6军新22师学生步兵大队的正规军事训练。瞄准射击、拆卸安装等，多次实际射击考核，不断操练步枪，甚至实地操练手榴弹、轻重机枪和火箭筒、冲锋枪等武器，“训练紧张严格，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转年接到上级命令，学生大队奉命回国，行军途中，气候瞬息万变，罗老搭过临时小帐篷和衣而眠，为躲避风寒，甚至曾在棺材里度过夜，“没什么害怕的”。步行者途中有离队的，罗老也和友人计划继续回去念书，最终有惊无险设法离开了军队，回到重庆南开中学复学，重新插班到高二读书，他也曾感叹，这段往事听来好像传奇故事，但的确是他的亲身经历。
罗老生前曾说：“70年在人生长河中既长也短，各人经历不同，但我们这一代人大同小异。”他加入远征军时还是中学生的身份，几经辗转最终回到校园，然而彼时西南联大同样投笔从戎的师生，他们最终的命运又何去何从？
大学生翻译官工作为主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张健老师介绍，远征军于1942年组建之时，入学的联大学生已经不分学籍了，“1938年西南联大组建之后，只有老人保留三校学籍，1938年统一招生后都统一为联大学籍。”因此远征军当中哪些是南开学子哪些是北大学子无法完全分开。
“西南联大当年投笔从戎参军的学生，历史上被称为‘西南联大八百学子从军壮士’。”张健老师指出，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有834人，“由于比较仓促，其中两人是刻重了的，所以碑上实际是832人。”大部分参加的远征军，从事盟军翻译官服务工作，只是这832人也并非完全数字,“还有295人是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参军的，他们中大部分参加的八路军、新四军。”现有相关学者考证，再加上漏刻的人，参军人数差不多有1170人。
云南近代史研究专家吴宝璋写过相关文章分析西南联大有过的三次大规模学子参军潮，其中一批是参与1942年前后太平洋爆发之后的入缅作战，绝大部分西南联大学生担任的是翻译官工作，一部分还服务飞虎队，另外一批是在1943年到1945年大反攻阶段，主要服务于到来的大批美军，“至于第三个阶段则有些不太一样的情况，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励知识青年从军，也就是1945年的青年远征军。”832人之中绝大部分在云南参加入缅作战，滇缅战场，有大量美军盟友，翻译显得至关重要，“大学生参军去一线部队的基本还是少数，多数以搞情报、电文等翻译服务、担任翻译官工作居多。”
远征归来命运各不同
在两次入缅作战的热潮中，联大教授的“学二代”纷纷参军，张伯苓之子张锡祜早已成为空军飞行员，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和蒋梦麟之子蒋仁渊都志愿去参战部队当军事译员。吴宝璋曾在文中谈及，梅祖彦当时在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担任翻译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翻译美国援华的最新武器装备技术资料。当时梅祖彦对火焰喷射器的翻译非常严谨细致，对作战至关重要。对火焰喷射器投入使用、远征军快速掌握使用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抗战打响，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大二学生黄仁宇入伍，在反攻缅甸的战斗中，黄仁宇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在和普通士兵的战斗和生活中，发现更生动的景象，每篇报道都像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这些半小说体式的战地通讯，在1945年结集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原本可以返回南开大学读书，甚至见证西南联大最后的时光，然而，他最终选择了远走美国，虽然没在纪念碑上刻名字，黄仁宇仍然是后世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生于天津、曾在南开中学读书的穆旦(原名查良铮)，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1942年，穆旦以教师的身份参加远征军，任远征军副司令杜聿明的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24岁那年，他过野人山到印度雷多，“前卫团留下的尸体白骨一路不断。帐篷里死亡的官兵尸体整整齐齐，先死后死的官兵死人排队”，迷路，和部队失联，接二连三目睹战友倒下后变成白骨，患了疟疾，断粮八日之久……失踪两个多月之后，居然从“地狱中生还”，走到了队伍的集结地印度。战争结束，穆旦回到西南联大，此后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义无反顾地决定回国。走出野人山之后，穆旦的诗风发生剧变，环境似乎已不允许他继续写诗，他潜心于翻译，本名“查良铮”更取代了笔名“穆旦”而从此被人铭记……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迁至昆明，西南联大在颠沛流离之中诞生，七分之一的学子选择参军抗战，1945年抗战迎来最终胜利，1946年，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第一批北归的学生启程，西南联大的历史使命随之完成。直至1946年7月31日停止办学，西南联大共存在8年零11个月。
远征军回来，联大也已经解散，除了和罗明錡老先生一样复学读书的，还有出国远走他乡的、战死沙场的……虽然联大学子大部分负责翻译官的工作，不过张健表示，投笔从戎的说法仍然不恰当，“在作战部队中，美军联络员的翻译官也会经常战斗在战场第一线。”黄维是联大第一个牺牲的翻译官。赶上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黄维要求随远征军去缅甸，远征军兵败后，他在随军撤出缅甸途中渡怒江时落水殉职，纪念碑背面镌刻的第一位为国捐躯者就是黄维。张健解释，在联大纪念碑上刻了5个牺牲学生的姓名，“后来联大校史进一步研究，现在陆续找到的有据可查的应该是16个，其实还有没统计上的，比如损失较为严重的一线部队统计不过来。”
张健强调，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纪念碑建在昆明云南师范大学院内，“北大清华只有碑芯，现在南大是原样复制的，一模一样的，全国就俩，一南一北。要看这个碑，就在八里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