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俊

　　杨石先1923年自美国留学归来即入南开大学教席。他在南开早期，任化学系教授，后兼理学院院长；西南联大时期，任理学院及师范学院化学系主任，后兼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从教达63年之久，终生服务、奉献南开。在全国，杨石先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任期最长、且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一位大学校长。在南开大学，他和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创办人张伯苓一样，是与学校共生的永不分离的历史偶像，影响了一代代南开人。

　　杨石先经历了南开大学历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阶段，并且在每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都发挥了重要的或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冬，杨石先(右二)在南开大学西村与张伯苓校长(左三)等人合影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立不足两秩的南开大学即取得盛绩。原因之一是各系科都有堪称大师级的教授发挥着引领作用。在化学系，杨石先和系主任邱宗岳教授通力合作，预为谋划欲将与国计民生联系较广的有机化学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并将实验教学作为加强学生科学训练的重要环节，争取若干年努力能与一些著名大学比肩。不负所望，在长期历史积淀过程中，他们终使有机化学形成世所公认的南开优势学科，使重视学生实验操作能力培养及基本科学训练成为南开几十年来的师承传统。

　　抗日战争时期，杨石先是南开惨遭日军野蛮轰炸的历史见证者，也是西南联大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史辉煌的功勋人物之一。1937年暑假期间，张伯苓校长相继赴庐山、南京开会。此际，杨石先和南开秘书长黄钰生看到日军士兵频频来校滋扰，预感形势危机，便组织师生向英租界转移学校贵重物资。7月29日、30日当日军轰炸南开时，他们二人不顾个人安危，带领留校师生乘小船向黑龙潭(今水上公园)方向疏散。南开被炸两个月后，当时教育部决定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合组临时大学，杨石先迅即先南下再西行辗转前往参与筹组工作。1938年1月学校奉旨继迁昆明，并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杨石先代表南开和北大秦瓒、清华王明之教授先行入滇勘察校址、安排迁校事宜。在联大，杨石先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并以极高公信力深孚众望。当时联大实行由三校校长组成的三常委领导体制，共商、综理学校一切重大事宜。由于张伯苓常驻重庆，便由杨石先和黄钰生共同代理南开在联大事务。联大以其卓著的办学业绩，蜚声海内外，为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杨石先和黄钰生作为南开最权威的代表性人物，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1955年，杨石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7年，杨石先被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除去“文革”10年，杨石先全面主持学校行政工作长达20余年之久。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学校的重建、改造和发展、提高，倾注了大量心血。

　　这一时期，他把培养高质量人才，作为学校的根本任务，指出“大学培养的学生，其质量决定着学校工作的成败”。上世纪60年代初，为纠正一度忽视教学质量的倾向，他坚定支持制订《南开学则》，整顿教学秩序，规范教学管理，其积极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他积极倡导高校应承担教学和科学研究双重任务，并形成了后来高教界的共识，即大学应办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1962年他亲自创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化学研究机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为此，他毅然放弃自己几十年来药物化学研究方向，转为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等新领域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受到国家多次嘉奖。他后来提出的“发展学术，繁荣经济”的主张，正是他总结自己的科研实践，探索科研工作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所凝聚的思想。杨石先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他曾连续4届担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第二届全国科协副主席；多次以化学组组长身份参加我国教育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成为我国化学研究的卓越组织者。

　　“文革”前17年，南开大学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教学质量、科研水平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而成为我国教育和科研体系中的重要骨干力量。

　　“文革”期间，杨石先受到了“莫须有”的诬蔑和攻击，但他坚持真理，蔑视强梁，表现了一个坚守道义使命的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1979年，他被重新任命为南开大学校长。他的个人威望是当时最感欠缺的无形力量。在他的感召和影响下，全校师生员工团结在校党委周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及时地完成工作重心的转移，教学科研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杨石先复任校长后，他感到当时最严竣的问题是面临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断层危机。为了弥补十年浩劫所造成的人才损失，他不遗余力地抓教师队伍建设。他不仅和学校领导层一起殚思极虑地谋划各种举措，而且在诸如派遣教师出国进修、争取海外学人来校工作、恢复国际学术交流、召回流失各地的南开优秀教师等等措施的落实上亲力亲为，不遗余力。这样一位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仍不避繁难、全神贯注于工作，这种对事业的忠诚，对南开的责任担当，使人无不为之动容。

　　1980年，杨石先响应党中央号召，从党的长远利益出发，为使年富力强的同志早日走上领导岗位，他率先提出辞去校长职务的请求，在全国高教界产生了极大影响。1981年，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并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

　　继张伯苓之后，杨石先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的又一创造者。几十年来，他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以其事业的成功和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和赞誉。杨石先的继任者、原校长滕维藻曾言：“世人知中国者皆知南开，知南开者皆知有杨老。杨老是南开的化身”。“南开的化身”是对杨石先终生不舍地践行南开“公能”校训所体现的人格精神的高度评价。

　　1982年，杨石先为化学会成立50周年题词

　　杨石先的人格精神内涵，既包括他对国家、对事业的强烈情怀和无比忠诚，同时还包括他的襟怀、操守、气度、涵养等皆为世范的个人品德修养。

　　杨石先在长期办学中，尊重教师、依靠教师，热爱学生、服务学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为己任。他一贯主张选派有经验教师讲授基础课或开设高水准课程。他常常深入教研室，调查研究，而后将听取的意见分类整理，作决策参考。他对学生充满挚爱感情，不顾工作繁忙，在办公室或家中接待来访的学生，还亲往学生社团巡视，了解学生的文体活动，鼓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无论在南开或是西南联大，杨石先始终坚持亲自讲授基础课，直至身居学校高位时。申泮文院士回忆说，杨先生认真对待每一堂课，先点明课程重点，再铺叙讲授，而后辅以演示实验。加之他严整的仪容、简练的语言，精准的讲课节奏，吸引着每个学生，有很高的课堂效果。唐敖庆院士评价杨先生的课“内容丰富，讲解清晰，富有启发性”。杨石先对学生关怀备至、爱护有加。联大时期，当一些学生面临经济窘境时，他或是给予资助，或是举荐兼职工作，甚至亲自由昆明赴重庆为家境贫困学生争取政府贷学金。另外，当一些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向他求教时，他细致入微地就如何选择学校、导师、课程，乃至国外的习俗、礼节等都给予详尽的指导。不仅在校内，对社会上与其并无渊源的青年，他也始终给予无私的关怀。尤其在他的晚年，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函件，有的请教问题、索要资料、寻求帮助，有的通报情况或致意问候。对其中一些重要函件他大都亲自回复，或点拨释疑，或伸以援手。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杨石先为世人展现了一位教育家的完美形象。

　　杨石先襟怀豁达、中和持重，为人处世公正无私，自有一种有容乃大的平和之气。西南联大时期，三校有不同的办学风格，教师有不同的学术渊源。在化学系，北大、清华有许多个性耿介的大牌教授。杨石先能消弭门户之见，做好系主任殊非易事。“己欲达而达人”，杨石先大度处事，包容礼让，以其学术上的声望和品德上的修养而深孚众望。当时，为了纠正一些教授只教专业课的偏见，他带头开设普通化学、高等有机化学等基础课。当有些教师因路途较远不愿去工学院上课时，他以身作则，亲自去授课。见系主任率先示范，谁也不再推诿了。另外，在战时条件下，他还想尽一切办法改善实验条件，得到师生赞许。1981年，时任北大化学系主任张青莲院士曾赋诗曰：“一成三户，我系两雄，安定团结，赖公折冲”；“天开云端，百花竞美，化学各界，公执牛耳”。诗中称颂了杨石先执掌联大化学系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化学学会期间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领导体制几度变更，相继执行过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及“校长负责制”。在上述任何体制下，杨石先都是学校最高行政领导人，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办好学校的关键问题，体制是靠人来作保证执行的。杨石先从不追求个人权力，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超越权力之上的。不论执行何种领导体制，他都本着互相尊重、团结合作的精神，以办好南开大学为目标，从全局观念审视问题，按照领导关系和民主程序行使职权。当他的校长职责与科学家的职责发生冲突时，他举荐滕维藻、吴大任协助他共理校政。在杨石先任内，学校领导班子之所以从未发生过无原则争执，能形成一个比较和谐的整体，杨石先的党性修养和大局意识成为关键性的影响因素。

　　杨石先对个人修为的严格自律，一直是其专注坚守的人生目标。他的学养与品德互为表里，他的内在精神与外在举止和谐依存。

　　走近杨石先的日常生活世界，从他的仪容、谈吐、行为举止、待人接物，可以感受到他的优雅气质。他衣着得体、严整，话语温和、语速不疾不缓，坐姿端正、步履从容，起居规律，涉交守时，生活简朴，没有不良嗜好，处处表现得严谨、低调、内敛不张扬。以守时为例，有的领导视迟到为显示其地位的象征，杨石先则认为这是对人不尊的失礼行为。因此，不论开会、赴约，他都先人一步，从不迟到。他主持会议，意旨明确，要言不烦，准时开会，按时散会，从不开“马拉松”会议。在其他的工作生活细节上，他也表现得持节守礼。如接听电话，他总是平易礼貌地对着听筒说“杨石先在听电话”。公事也好，私事也罢，他随即在便笺上作扼要记载以待处理。他有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师生们常见他排队买早点，大家恭敬地让他先买，他总是婉拒大家的礼让。无论做什么，他都遵守规则，尽量不给他人带来不便。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内在修养的自然表露。

　　杨石先没有特权观念，工作、生活上都严格自制自律。作为一校之长，长达数十年之久，他始终不要求为自己配备公务专车，赴京开会有时坐硬座车厢，远程乘机出行坐的是经济舱。1980年他因病体虚，繁重的工作使他大感疲惫。在校党委的强烈要求下，他几经推辞后才勉强答应赴云南作短期休养。当时航班很少，去云南须前一晚在京过夜，次晨搭机。当入驻首都机场宾馆后，他得知一夜宿费要70元，便喃喃抱怨“宾馆敲竹杠”，一边对陪同人员说：“一榻可安，何必这么浪费！”返程时，只好选择在教育部招待所过夜。重返昆明故地，当地兄弟院校领导和联大老校友纷纷前来拜访、叙旧，也免不了安排宴请。杨石先不喜欢饭局应酬，除刘披云(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南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在他抵达当日以一碗过桥米线和几碟小菜为他接风洗尘外，在昆明一月之久则无筵无席。杨石先公私分明，几近严苛的程度。他的私人函件，都是使用自己购买的信封、信笺，贴足邮票后交人寄发，从不搭“邮资总付”的便车。公器私用的事情与他毫无瓜葛。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杨石先一家的生活应该说是优裕的，但他并不富有。他没有房产，住房是学校统一分配的。他一家三代住在东村43号。这是一处略感简陋的清水红砖平房，与数十户普通教职工为邻。日久，房子已显老旧。尽管住房并不十分宽裕，他还先后接纳郑天挺、朱剑寒、钟浈荪3位教授在他家寄宿多年。他家中无显贵家俬，没有文物收藏，银行储蓄不多，而且在他去世后其存款由子女们捐作奖学金。在财富、欲望至上的价值观大行其道的当下，杨石先自制自律的道德操守和以俭素为美的人生境界，尤其显得其人格精神的高大。

　　杨石先的私人生活有着很高的格调。古典诗词是他心灵的栖息地。他尤其喜欢宋词，书桌上总是摆着一卷线装词集，外出开会也不忘带在身边。他没有午休习惯，闲暇或午休时，或捧卷品读，或掩卷沉思，有时还执笔抄录。徜徉经典之外，他还寄情园艺。园艺是他从幼年起就培养起来的另一种生活情致。他的园艺知识非常渊博，不论植物学名、习性、种植方法、花期都了然于心。在他房前种有几株刺柏、数竿翠竹和一簇簇玫瑰、月季。他的花圃不论春绿秋黄，此谢彼开，锦簇花团常常引来过往师生驻足观赏。有人在《再忆杨宅玫瑰》一诗中赞曰：“顾盼神飞忘俗花”、“轻黄淡白玉无瑕”。这是借花卉素雅之美比拟杨石先冰清玉洁的高尚品德。

　　治家严、家风正。走近杨家会感受到一种从容、和谐的氛围，无论长幼都静悄悄地做着自己的事情。这种家风是在杨石先夫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涵养下形成的。他们要求子孙尊德守礼，生活有节、有序。杨石先尤其重视培养后代的自立意识。在他们求学、就业等人生重大问题上，他只提出指导性建议，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完全靠他们各自的兴趣和努力，他从不以自己的职权和威望荫庇子孙。在他身后留给家人的不是物质遗产，而是自立自强、诚实本分做人的精神财富。　

    1985年杨石先因心脏病不幸辞世，享年88岁。数年后，他的骨灰撒在了几乎伴随他一生的马蹄湖内。斯人已逝，但他对国家、对信仰、对事业的忠诚，令人仰止的人格精神，将值得历史永远铭记。

    （本文原载于《南开大学报》第1324期03版  作者系南开大学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