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日，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先生仙逝，享年108岁。虽是松龄鹤寿，杨先生的逝世还是让人感到意外。当讣告在南开大学官方微信甫一发布，就有网友回帖叹惜：“早晨刚看到先生当选牛津大学荣誉院士，孰料晚间就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　　“牛津大学荣誉院士”，是两个月前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颁发给杨敬年的一项荣誉。这一荣誉是该学院授予杰出院友的最高级别头衔。为此，杨敬年专门录制了答谢视频，并在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官方网站播放。视频中，杨敬年脱稿进行了5分钟的演讲。这位108岁的老人，英文还像70年前在牛津大学求学时那么流利，思维也仍是那么清晰。　　在中国学界，提到杨敬年这个名字，许多人都会竖起大拇指：他是一棵“常青树”。　　杨敬年说：“我的年龄是100多岁，但在旁人看来我的生理年龄只有70岁，而我的精神年龄却只有30岁。”

1908年11月，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时代，军阀横行，民生凋敝。幼时因父母不和，父亲外出谋生，杳无音信，母亲只好抱着他投靠外祖父黎贞。　　黎贞是湘浙两省的秀才，在私邸开设经学堂，不但讲授四书五经，而且还传授一些新思想。杨敬年晚年还清楚记得，那时读过一本介绍了华盛顿、林肯、拿破仑等人事迹的《英雄豪杰传》，令他心生景仰。“外祖父从来不讲如何读书、如何做人的大道理，只是以身作则，潜移默化，譬如春风，润物细无声。”　　有一天，外祖父对杨敬年说：“你文理清通，可以在乡间教书糊口了，不过还是要到城里学校戴个帽子回来更好。”于是，他在叔祖父杨志高举债资助下，到岳阳县立高等小学就读。1924年春，杨敬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因结婚生子，家庭负担较重，1926年，杨敬年休学一年。这一年之中，他既要教书，又要照料妻儿。心力交瘁之时，他读到梁启超《新民说》中的4篇文章《论自尊》《论自由》《论冒险进取》《论毅力》，得到莫大的鼓舞。“自尊者必自爱，自尊者必自治，自尊者必自立，自尊者必自牧，自尊者必自任”，“勿为古人之奴隶，勿为世俗之奴隶，勿为境遇之奴隶，勿为情欲之奴隶”……句句鼓荡胸间，他“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1927年，杨敬年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恰逢大革命时期，他考进黄埔军校长沙分校，学习步兵科，准备参加革命。谁知仅仅过了3个月，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反共的“马日事变”。出身贫苦的他出于对共产党朴素的阶级感情，自动离开了黄埔军校。　　1932年，杨敬年又考上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他选择去那里读书只是因为大学4年不用自己交学费。毕业时，学校分配杨敬年去江苏省民政厅工作，但他拒绝了。　　中政校是国民党用来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好多人报考它只为谋个一官半职，像杨敬年这样毕业后不服从分配工作的，此前尚无先例。　　杨敬年“不想当官”。早在上大学时，他就经常订阅《大公报》，喜欢读其中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编的《经济周刊》。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王赣愚……这些学者的鼎鼎大名，仿佛时时刻刻都在召唤着他。于是，他毅然报考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　　1936年秋，28岁的杨敬年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杨敬年曾多次跟人提及一个故事：当时经研所要求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大家对这种考试方式不能适应，于是，杨敬年作为班代表和几个同学一道以集体退学的方式相威胁，要求改革。最后，时任经研所所长的方显廷只好做出让步，改为期中期末各考一次。　　这种宽容、尊重学生的教学氛围令杨敬年难以忘怀。　　按照杨敬年自己的规划，本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不料“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迫于生计，他先是教书谋生，后又应老师的召唤，先后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本局、财政部等部门工作。　　1944年，杨敬年终于考取第八届庚款留学，于1945年10月到达英国，进入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就读于“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PPE)专业。牛津大学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于申请博士学位者，要求其对知识须有“原创性的贡献”，因此当时只有一半学生能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1948年，杨敬年以《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兼与美国及英属自治领比较》通过论文答辩，获授哲学博士学位。　　这篇论文现藏于牛津大学图书馆，最近有学者认为该论文在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遂翻译成中文，并联系商务印书馆出版。　　获得博士学位时，杨敬年已经40岁了。“一个人在28岁的时候就可以成为博士，而我却推迟了12年。”他在《期颐述怀》中解释道——　　“从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聪明才智，就是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自我实现是充分利用和开发自己的天资、能力、潜能等，竭尽所能，使自己趋于完善。当然，只有很少的人肯花时间和精力去追求自我实现。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聪明才智的动机可以说是尽性。人的知觉灵明，是人之所以特异于禽兽者。充分发挥其心的知觉灵明，就是尽心。人的知觉灵明愈发展，则其性愈得体现，所以尽心即尽性。”　　“生命的永恒追求，就是追求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力量。这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追求的，即使危及我们的生命，牺牲我们的快乐，亦在所不惜。进化就是这种追求，此外别无其他。这是通往神性的道路。”杨敬年说。

　获得博士学位后，杨敬年立即回国，于1948年10月回到南开。此时的天津已被解放军四面围城。当了两个月校长的何廉辞职去了美国。他临走时给杨敬年留下些钱说：“你还年轻，要好自为之。”杨敬年的出国护照还在手中，完全可以“说走就走”，但他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天津，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市军管会任命杨敬年为南开大学校务委员，兼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踌躇满志的杨敬年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任系主任。他觉得，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可是，谁能想到，迎接杨敬年的，却是长达22年的多舛之途。　　1957年8月3日，杨敬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一年后，他被张榜公布为“极右分子，另案处理”，随即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管制3年，同时剥夺政治权利3年，撤销教授职务。他先是在经济系资料室改造，后又到校内及农场、基建工地劳动。　　原本207元的4级教授工资，降为每月60元的生活费，维持家用常常需要依靠变卖书籍和衣物才能勉强度日。　　有一次，家里实在没啥东西可卖了，杨敬年就把他从海外带回来的英文原版书拿到了劝业场内天祥市场的旧书肆，老板很识货：“这种书，你有多少我都要，五毛钱一本。”思来想去，杨敬年终究不舍得卖掉，又把书带回家了。最后，他把打字机卖了，因为“打字机在国内能买到，而书不是有了钱就可买到的”。　　“《道德经》中讲‘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相信祸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人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杨敬年说。　　归国10年，年已半百的杨敬年，赋诗一首，歌以咏志——　　十年如逝水，半百转蹉跎。　　顽体欣犹健，雄心信未磨。　　丹诚贯日月，浩气凛山河。　　大地寒凝肃，春华发更多。　　正所谓“不畏则心定，心定则神全，神全则沴戾之气不能干”。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资料室里大量的外文著作成为抚慰杨敬年心灵的“好朋友”。他先后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　　其中，如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并重印多次，成为传世佳作。另外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后，杨敬年还遵命翻译了近20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此外，他还翻译了许多英文与俄文的经济学资料和文件。所有这些，凡是在其获平反(1979年3月)之前出版的译著，都不能署名“杨敬年”，甚至常常毫无报酬。　　1974年，杨敬年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辞世。　　“20余年中我身处逆境，但这对我也并非完全是坏事情。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一种刺激。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杨敬年爱读冯友兰的哲学著作，尤其赞同冯友兰关于“以力胜命”“以义制命”的阐释：“不管将来或过去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只用力作其所欲作之事，此之谓以力胜命。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作其所应作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　　对于曾经的这段苦难经历，杨敬年总是看得很开。晚年在回忆录中，他写下的名字都是在困厄之境帮助过他的人，而对于那些曾无情伤害过他的人，他一个名字都不提。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回顾这段历史时总爱引用左宗棠的两句诗回应：“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在沉缓的语气里，有铮铮之傲骨，更多的是宽容的气度和智慧。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1979年3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杨敬年得到“改正”，他自言“获得新生”。此时他已年逾古稀，早该退休了，可却抱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心情，决心有所作为，他似乎要将憋了20余年的劲儿都使出来。　　“听说1977级外语教学急需教师，杨先生自告奋勇承担1977级英语、俄语的教学任务。”杨敬年的学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俊山说。　　张俊山清楚记得，结课时，杨敬年在黑板上给学生们留下这样一段英文：“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not by its force,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阶石为穿。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杨敬年却回答说：“你们不了解我。”　　“杨先生既非求名，也不求利。他从旧时代过来，受儒家影响较深，他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总是希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社会做事情。不了解他的人生观则无法理解他的选择。”杨敬年的忘年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　　平时勤于阅读、翻译西方学术书刊的杨敬年，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动态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一门中国急需的学问——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国家逐步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是主要研究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经济学。当时这门学问在西方已有30多年历史，但是由于几十年的闭塞，在中国学界几乎是空白。　　“发展经济学在我国引进较晚，学者们对它大体采取3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只介绍内容，不加评论；二是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具有庸俗经济学特点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不过认为它也还不无可取之处；三是采取研究、分析、吸收和批判的态度。”杨敬年更欣赏第三种态度，他觉得这门学问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1982年，杨敬年率先在中国的大学里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而早在1979年以前就撰写的《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书稿，为他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作了思想准备。　　“他是最早讲授和引入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关永强介绍，当年教育部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培训班，外方负责人是发展经济学的著名学者拉尼斯，中方负责人则是杨敬年。　　没有现成教材，杨敬年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历时5年，他编写的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终于出版，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同时，他还编译出版了61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入选的60篇文章，都由杨敬年“自行翻译”。在这过程中，杨敬年先后指导了20名研究生，并坚持给经济学系学生讲授专业英语，连续讲了13年，直到86岁退休。　　杨敬年的学生、南开大学教授王玉茹认为，杨先生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两大突出成就：一是将发展经济学引入国内，填补了学术空白；另外一项成就，则是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且成为畅销书。　　20世纪90年代末，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其中经济学方面约请杨敬年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虽然觉得任务很艰巨，但杨敬年自认“余勇可贾”，于是“毅然答应”。此后，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译到7点，得3千字译文。上午休息锻炼身体，下午校对。　　历时11个月，杨敬年终于完成了74万字的书稿，后来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　　这本书曾有两个中译本。最早是1902年的严复译本，名为《原富》，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后又有郭大力、王亚男译本，初名《国富论》(1930年)，后名《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分析》(1972年)，郭王译本“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　　与此前出版的两个译本相比，杨敬年翻译的《国富论》中加入了熊彼特、萨缪尔森、马克思等经济学巨匠的批注。　　《国富论》经杨敬年翻译于2001年出版后，十多年间连印16次，发行十多万册。他从没想到“这种专业的学术书籍竟然能成为畅销书”。

晚年的杨敬年研究志趣悄然回归于哲学，并将其定位为“晚年的一个事业”。
　　为什么说是“回归”？“回归哲学”有“归本”之意，这是一种终极关怀。早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杨敬年读的就是“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专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而1998年11月付梓的《人性谈》，正是杨敬年横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的一部著作。　　有人曾劝告杨敬年：人性论是个敏感问题，最好不要去碰它。“你是经济学家，还是写‘人力资本’为好。”　　“我觉得人性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问题，时至今日，从国内外的客观形势来看，这个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杨敬年理直气壮，不改初衷，“经济学和人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联为什么解体？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都和人性有直接关系，所以我还是要研究人性。”　　该书初版长达20多万字，全书分为“从科学的角度看人”“人性剖析”“人性与社会”三编。百岁后，杨敬年仍在阅读学习中西先哲的著作。基于新的体悟，他在2013年再版的《人性谈》中，又增补逾万字，增补内容主要为“人性的善恶”一章，以及尾语“一个和谐的世界”。　　南开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心恒读完《人性谈》后大为感动：“《人性谈》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全书3编紧密相连，逐步深入和展开对人性的论述。始终贯穿着理性分析，不带任何偏激情绪。”　　杨心恒说，“杨敬年依据事实判断而提出人性的定义，令人无法反驳。他把生存、发展、求知、创造以及人的欲望感情看作是共同人性，这是对具体人和具体人性的抽象。然而人性一旦涉及社会制度，问题就复杂化了。杨老以他从容不迫的学者态度攻克难题，以人为本，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功能、存在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对当前的经济政治改革与社会发展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杨敬年以《人性谈》的哲学思辨，通过对人性之本质的解剖，试图让人们反思己身，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使命，以聪明才智共同“缔造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人与自然之间水乳交融，千秋万代，以至无穷”。　　如果说，杨敬年在经济学方面所做工作以“经邦”为旨归，那么，他在九旬高年后转向哲学领域，虽自称“和当前现实的关系不是那么太密切”，但却颇有“济世”的意味。　　如果说，《人性谈》因其学术性而显得“严肃”甚或“艰深”，那么，杨敬年的百岁自传《期颐述怀》，则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忠实地叙述了自己的百年经历，以生命的体悟启迪后来人。　　“杨敬年教授是我的老师……杨先生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深刻的、清晰的。他在课堂内外对我的教诲是令我难以忘怀的。”著名经济学家谷书堂教授曾受教于杨先生，他在《期颐述怀》序言里回忆道，“1949年我选修了他开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这门课使我第一次知道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许多思想家，例如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等。”　　此外，更令谷书堂受益的是，“杨先生的身上蕴含着一种惊人的毅力。在他一生坎坷曲折的经历中，每当身处逆境，他都能荣辱不惊地以平和心态去面对。他没有消极，更没有悲观，因为在他的内心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他热爱生活，他坚持自己的良知，他对自己的历史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期颐述怀》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位德智双全学者的百年人生。”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熊性美与杨敬年在南开园相处逾半个世纪，他曾在读完《期颐述怀》后说道，“杨先生不仅是一位历经人生坎坷始终秉持报国理想的爱国者，不仅是治学严谨、坚持攀登学术高峰且诲人不倦的南开学者，更是一位怀着人生理想、探索人生哲理的智者。”

谦谦人瑞，茶龄登仙，可谓人间传奇。　　曾有许多好奇者问起杨敬年的“长寿秘诀”。他总是回答说，因为自己有所追求。追求新的东西可以让一个人精力集中，生活有目的。　　自86岁从南开大学讲台上退休后，杨敬年并不愿真正地“退休”下来。几十年不变的习惯是，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自己洗漱、收拾床铺，然后读书、学习，然后做一种自创的体操，每个早晨最少要做10次下蹲。　　杨敬年一直笔耕不辍，直到2013年因眼睛黄斑性病变而视力严重下降，才改为口述，由关永强作笔录，其中包括《人性谈》的修订。　　“杨先生的著作，每一个字都是他的，我只是协助他做如实的记录，并不是合作者。”关永强感叹，“杨先生确实是出口成章。他每次都打好腹稿，口述的都是完整的书面语句，我只需要如实记下来就可以了，连标点符号都不用改。记录完毕，我会再给杨先生念一遍，看看有无遗漏。偶有个别地方，比如引文，杨先生会叮嘱我帮忙再核实一遍——但是，往往都一字不差。”　　背诵古诗词，是杨敬年保持脑力的方式之一。直到今年，他仍能背出许多唐诗和《古文观止》的绝大部分章节。他关心时事，去世之前仍坚持听新闻。有晚辈来看望，他会问最近有什么新鲜事。　　杨敬年喜欢与年轻人聊天。前两年，他还通过电话与远在美国的学生邹玲聊中国哲学，尤其是冯友兰的哲学著作。他认为冯友兰的著作是学习中国哲学的一条捷径，冯友兰的哲学是研究整个人生系统的：如何做人、做事，怎么样活着。　　冯友兰认为，中华民族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和“满不在乎”的精神。前者是受儒家思想影响，后者是受道家思想影响。杨敬年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　　2016年7月28日，在第26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年度“十大读书人物”揭晓，108岁的杨敬年入选，他也是获奖者中年龄最长者。　　8月，杨敬年在接受一名记者的采访时还谈吐自如，当被问及如今思考最多的问题时，他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　　也许在杨敬年看来，作为一名学者，只要思想没有停止，就无所谓“退休”。　　8月下旬，杨敬年因肺炎住院。9月4日晨，消化道出血。　　在杨敬年生命的最后时刻，有家人在病榻前陪伴。　　“爷爷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是他走的时候，神态非常的安详，非常的平和。”杨敬年的孙子杨华说。　　他终于肯“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