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至1963年，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读本科。期间正值国内多事之秋。
当时,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多言多语，相互戒备，不说真话。中文系的最高领导是党总支书记，一切由书记说了算。中文系的系主任李何林教授虽然也是总支委员，但高级知识分子没有发言权。对于李先生除在开学典礼上见过一面，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泰斗不甚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各种途径对李先生的认识逐步加深，知道他是安徽省霍丘县人，生于1904年，与南开大学另一位著名教授外文系系主任李霁野先生是同乡、同学、同年生人，长期在一起共事，彼此视为知。李何林毕生研究鲁迅，与李霁野的引见不无关系。1925年，鲁迅为了培养文学青年，在北京成立《未名社》，主要成员除鲁迅外还有李霁野、台静农、韦素园等人。1928年李何林经李霁野介绍也加入进来，相继出版《鲁迅论》、《中国文艺论战》等著作。当时我还并不了解李先生人生的另一面:他还是一名响当当的老革命。他1927年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后以革命者的身分先后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中法大学、台湾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转到重庆，出版《近二十年中国文思潮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入南开大学任中文系系主任。他有一系列的政治头衔：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协理事、顾问，民盟中央委员等。他一贯听党的话，跟党走。也许由于傲人的革命经历，使他躲过了1957年那场风暴。但在六十年代初期文艺整风中他却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起因是他在报刊上发表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文艺创作中典型化的‘一个小问题’》，不料‘小问题’却惹了大祸，在周扬的主持下遭到全国文艺界的批判。南大中文系曾召开几次批判会，我们都参加了。
李何林先生慈眉善目，白白净净，处事低调，亲和力很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他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多年的教学经历，深厚的学术研究，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之一。他的革命经历、思想精神、人格魅力，与他的学术成就相得益彰。他传道授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强调学生要学好基础课，练好基本功，写字要一笔一划，横平竖直，让人看明白就好。
在校期间，对我来说终生难忘的是李先生在课堂上让我出丑的一幕。大四的时候，李先生担任我们年级“鲁迅研究”的课程，在课堂上解读鲁迅。到现在事过50年我仍不明白，作为研究鲁迅的顶级学者，李先生讲解鲁迅，为什么不选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 传”、“狂人日记”，不讲号称匕首投枪的杂文，也不选字字珠玑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却重点讲解鲁迅的早期论文《魔罗诗力说》？《魔罗诗力说》是 1907年鲁迅留学日本时，用文言文写的对西方作家作品的评论，发表在留日学生主办的《河南》杂志上。作品中涉及诗人如古印度的迦梨陀娑[公元五世纪]、十九世纪欧洲诗人英国的拜伦[1788—1842]、匈牙利的裴多菲[1823—1849]、波兰诗人密克凯威支[1798—1841]、斯沃瓦茨基[1809—1849]、克拉辛斯基[1812—18599]、丹麦诗人勃兰兑斯[1842—1927]等，还有一大串他们的作品名称。我对这些作家作品并不熟悉，只对裴多菲为自由而战的那首短诗有印象。《魔》文通篇两万五千字，用古文写成，读起来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当时因条件所限，学生们看不到铅印版的原文，李先生发的讲义是手刻蜡版印在黑黄的再生纸上，字迹模糊，使人生厌。有一次上大课，李先生主讲《魔罗诗力说》，我们年级一百多名同学听课。开讲前李先生提了一个上节课讲述的问题，想测试一下授课效果。他并不熟识每个学生，看着花名册，随便挑一个，突然喊出我的名子，让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因毫无思想准备，大脑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满脸通红，在同学面前十分尴尬，羞愧难奈。这件不光彩的经历一直困绕我多年，使我下决心补补课，好好读一读《魔》文，以弥补先生的督察激励。“文革”结束后我又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翻开《魔罗诗力说》，努力几次，还是读不下去。该文收集在杂文集《坟》中，1926年10月30日鲁迅在题记中写道：那是寄给《河南》杂志的稿子，因为编辑先生有一种怪癖气:文章要长，越长稿费越多，所以《魔》文简直是生凑。又喜欢作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的都将这样保留下来。但鲁迅却把它纳入《坟》中，读的人少，读懂的人更少。我直到现在仍不了解李先生出于怎样的思路教授《魔罗诗力说》?
1963年我们毕业时，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中文系108名毕业生大半被分配到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我去了内蒙古。离校前，李何林先生召集我们开座谈会，作思想工作，鼓励大家到边疆地区接受锻炼，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在谈到有的同学担心找不见对象时,李先生开了句玩笑：“天下无处不芳草，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男女有的是”。当年8月华北地区闹水灾，洪峰逼近天津，全市进入紧急状态。在风雨飘摇中我告别生活五年的南开园，原计划回定州扫墓，在父母亲坟上烧烧纸，磕个头，而后赶赴西北。不料到北京以后，京广铁路已被洪水冲毁，老家回不去，在北京滞留了数日，只好随即转车去呼和浩特。在北京车站因为差五分钱买不了火车票，踌躇中巧遇了分配到黑龙江的同窗给我解了难。离京时没有亲友送别，没有祝福，不免有几分凄凉。
1963年9月4日，我到内蒙古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二次分配到自治区政府机关工作，而其他近２０名同学大部分到盟市旗县中学教书。转眼到了国庆节，9月30日晚，自治区在呼和浩特市的剧场乌兰洽特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4周年晚会，机关领导照顾新来的同志，把一张晚会招待票给了我，坐在前五排正中的座位。大幕拉开，隐约看到前三排有一位熟悉的身影，像李何林先生。起初我怀疑是否认错了人，李先生怎么会到塞外过节？散场时灯光齐明，仔细一看，真真切切是李先生。我激动地挤上前去拉住老师的手，在剧场的廊道里随着离场的人流往外走。我问先生你怎么来了?他说到内大讲学。陪同人员拥着他没有机会多聊，我告诉他分配的单位，夜幕下匆匆告别。
第二天我在单位收到一封信，打开一看是李先生寄来的，那清秀工整的字体十分熟悉。他告诉我住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张清常教授家，让我抽空去一趟，见见面。我看到李先生的来信喜出望外，回想离开母校到塞外，人地生疏，没有人嘘寒问暖，多有寂寞与乡愁，意外地碰到老师，实属三生有幸。我如约前往，找到张先生家的别墅楼，高兴地见到李先生，畅谈了别后情况。李先生约见我的目的是对分配到内蒙的学子放心不下，怕我们想不通，背包袱，顺便来看看大家。他详细问了学生的分配情况，我把知道的逐一作了介绍。李先生对同学们服从分配，顺利走上工作岗位，生活安顿下来感到欣慰，并让我转达对大家的问候。这次见面足见他对学子的关爱和师生情谊，使我们深受鞭策和鼓舞。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同学们扎根边疆，娶妻生子，把青春，把毕生献给草原。
后来获悉李何林先生在1978年调离南开，晋京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研究室主任，1988年11月在京病逝。
【作者李智华，河北省定州人，1937年生，1963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1997年退休。电邮 zhihuayurongli@hotmail.com。李智华之子李彤雷，南开大学化学系84级，现为普度大学药学院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