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17年4月5日）是中国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伯苓先生诞辰141周年纪念日。虽然老校长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理念永远照耀着南开园。

张伯苓（1876.4.5—1951.2.23），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军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张伯苓毕生的理想追求和教育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更是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

张伯苓的一生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在内的大批英才。

在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那年，中国的海军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大败，并且被摧毁了，再没有军舰供他受较深的训练。他只得回家等候一年，才又得去到海军练习舰“同济”号上了三年学兵军官。就是在“同济”舰上，他亲身经历到中国国耻最难忘的一次意外事件，并且最后使得他决心脱离海军献身教育事业。

1898年南开创始人之一严修，为了教育自己及友人的子弟开办家馆——“严馆”，聘请张伯苓为教师。张伯苓应聘，对学生讲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并重视体育。1901年士绅王某开办“王馆”，请张伯苓每天下午给学生上课。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教育发达，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印象。返国后他们决定把家馆改为正式中学。1904年“第一私立中学”开学，共有学生73人，教师4人。每月经费为纹银二百两，由严王两家分担。1906年有人捐赠土地及捐款，于是盖了校舍。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建立后三十年里得到各方面的捐款，利用捐款在学校附近买了百余亩土地，为将来扩展时需用。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拥有文、理、商三个学院。1920年设矿学院。1931年增设经济研究所。1932年设化工研究所。1923年设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南开小学。1932年南开学校共有五个部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学生总人数达3000人。

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他在1934年颁定南开校训时强调，南开致力培养的是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1937年7月，南开大学因师生爱国言行而被日军炸毁。仅仅月余，先生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殉国。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爱国精神。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可以说，南开学校是张伯苓以体育强国强种的重要试验场，其鸿鹄之志体现在当时南开的每一个角落。在张伯苓的大力倡导下，体育之风吹遍了南开园，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也不断涌现。从董守义到郭毓彬，从中北足球队到南开五虎，都是曾经在天津、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威振一时的骁将猛士。

“积沙成塔，积羽沉舟。”张伯苓的努力在当时的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被推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领导人物。正如著名体育专家、曾任职于南开的郝更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的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张伯苓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代表之一，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时，最初也曾走过一段弯路。1924年，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经过反思，先生加快了教育改革步伐。到1928年，他明确提出，南开今后的发展要“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从全盘引进并照搬西方教育，到主张教育要适合中国国情、办出一个“土货化”即中国化的南开，是先生在学习外国过程中反复摸索得出的正确结论。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对我们今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张伯苓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始终朴实无华，老舍和曹禺称赞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他深知俭可养廉，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所以一切家务均由夫人亲自料理，而从无仆役。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张伯苓性喜安静，但不刻意追求居住的舒适与安逸，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但是，张伯苓十分注意个人仪表，衣着整洁，朴素大方，他在嘴边上常挂着一句玩笑式的“名言”，叫做：“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亲人们收拾张伯苓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夹里仅有七元四角和两张戏票。张伯苓身后只有这区区几块钱。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