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南开大学1953届历史系老校友谭新生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0岁。谭先生一生心系母校，情牵南开。自1989年以来的近三十年，谭先生每年都会挤出时间重返母校，并多年坚持为母校捐赠，支持南开大学的教育事业发展。谭先生生前还决定，再捐赠十万元用于建设校歌碑，让南开文化浸润校园。谭先生的爱校情怀、回馈义举无不令南开师生校友感动钦佩。 “南开就是我的家，我最可亲可爱的家。”谭先生如是说，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公能”校训，以品行与成绩为母校赢得了荣誉，为广大南开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南开校友谭新生：只要还能动，我每年都要回南开！
来源： 南开新闻网
发稿时间： 2007-11-09
记者：余 锐
不顾大病初愈身体虚弱，11月7日，他又一次回到了他亲爱的母校南开。从1989年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到现在，他每年都要回南开，从未间断。从2004年“我爱南开”年度捐款开展以来，他每年都要从自己为数不多的退休金中拿出两千元来支持南开的教育事业。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是南开大学1953届历史系校友谭新生。
难以忘却的南开
谭新生出生在北京，但父母都是天津人。他说，父母对南开和张伯苓老校长都很仰慕，自己从小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对南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两个姐姐分别上了北大和清华，而他唯独他选择了南开。
受当时的物质条件所限，上世纪50年代初的南开大学教学设施十分简陋。但是，南开精神却深深地影响并感染了谭新生，他说：“南开精神了不起！”正是当时的老师们兢兢业业地教学，才使谭新生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谭新生的身体素质也在大学时有很大的提高。他说自己从小就是个“药罐子”，身体底子很差，但到了南开以后，他开始坚持体育锻炼，乒乓球、足球、篮球、冰球样样都学，而且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打球，正是这样的锻炼才使他的身体逐渐强壮起来。谈到这时，老先生拍了拍自己的肩膀笑着说，别看我这么瘦，身体可硬朗着呢！回想起1953年与天津大学的冰球比赛，他还记忆犹新：“是我的一个关键进球赢得了比赛！”
他说，那时候新生少，老师也都很年轻，师生关系相当融洽，学生们下课后经常与老师聊天。“我们那时候打球到很晚，但回来的时厨房的师傅仍然为我们留着饭菜，那时候南开的食堂伙食也是出了名的好。”南开大学使谭新生终身不能忘却，他说：“那时候，我们以南开为家”。
母校就是母亲
谭新生毕业后回到了北京，后来成了一名教师，再后来又任培黎大学分校校长，一直躬耕于教育事业的第一线。“我没有大的成绩，但我也没有给我们南开丢脸”，他谦虚的说。
从1989年南开大学70周年校庆开始，他每年都坚持回南开看看，并且拜访自己的恩师们。他曾打算捐款在校园里立一块纪念碑，在上面刻上校歌的歌词，而他自己还亲自设计了图样，只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碑位，此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
为更好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2004年，南开大学启动“我爱南开”年度捐款。从那以后，谭新生每年都为母校捐款两千元。“我的力量有限，只是代表自己的一点心意，”他这样说。他还告诉记者，在他的书柜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每次捐款之后学校赠送的纪念品，而且校友会老师给他寄的《南开大学报》他也每期都看，希望多知道一些关于母校的消息。
谭新生说，是南开给了他知识、荣誉、动力，甚至是一切。“南开给了我一切，南开就是我的母亲，谁不爱自个儿的母亲？”“越老越想念南开，越爱南开。”“母亲是伟大的，这么些年，每当遇到困难时，都是南开的那种精神支撑和鼓励着自己前进。”
他还说，每次回到南开，总看到母校有新的变化，“南开发展得越来越快了”！看到南开不断发展变化，他心里也很高兴。他希望南开能够早日建成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当然，这需要所有南开人发扬南开精神，共同努力和奋斗”。
“每一个学生，只要进了南开，就都是南开人，就要热爱南开，继承和发扬伟大的南开精神，奉献于南开！”
老人说，他的家人对他也很支持，有时，校庆的时候他还会带着家人一起来南开。“在我有生之年，只要还能动，我每年都回南开，一直来！”
我爱南开
谭新生
“黑色的多恼河”与“早稻田大学”
1950年夏，我考入南开大学。抗战胜利后的南开大学分为三个校区，东院在市区甘肃路的财经学院，南院在八里台原理工学院，是校址，也是校本部。北院是六里台的文学院。
当我满怀喜悦到南开大学北院报道时，没想到一个世界著名的中国高等学府，竟是日寇在天津设立的一个中学旧址，房屋陈旧，楼宇矮小，毫无气派可言！首先，进北院校门必须跨过门外一条小河沟，它当时是天津通往各郊区的水上通道，名曰墙子河，也就是现在的卫津河。那时大船小船来来往往，一派繁荣景象。由于当时人民无防治污染观念，这条河已成为一条黑水河。夏季河水臭味熏天，蚊蝇滋生，驱赶不散，实在恼人。于是同学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黑色的多恼河”。如今小河清澈，南开大学今非昔比。
过北院小桥，便进入南开大学文学院。校园不大，东临卫津河，三面均为一望无际的水稻田包围。每当金风送爽、水稻成熟的秋天，同学趁机下田捕虫，改善生活。此时稻穗翻滚，随风起舞，一派丰收景象。触景生情，同学们遂将南开戏称为中国的“早稻田大学”。
院小学生少，师生情谊深
当时南开大学三院中，北院最小，学生也少。但是北院校舍建筑与设备应有尽有，二层小楼成为匚字型。楼东部上下为教学区。有教务处和很多教室，还有图书馆、体育组及卫生室的。楼北部靠西为学生宿舍区，男生宿舍在楼下，女生宿舍在楼上，各有四五间，每间约二十多平米，内摆五张上下双层木床，室中有一大长桌，供同学自习，一室十人，还算宽裕。
楼西部为学生生活服务区，与楼相通，但为平房。内有学生餐厅、厨房、盥洗室、浴室和锅炉房等，饮用与洗浴热水整天供应，颇为方便。运动场在大楼与和平湖之间。篮排球场与体操设备也很齐全，比起东院与南院，看似小门小户，但学生生活学习的环境很好，确是安静读书的好地方。
文学院学生较少，并非由于教室不够、教师不足、经费短缺或招不来学生。当时国力有名望大学招收学生宁缺勿滥，以保证学校名誉与学生质量。因此当时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各方面素质确实很高。当时文学院设有中文、历史、英语及俄语四个学系，全院学生一度不足二百人，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怪事。但是学生少，好办事。如学校有何全校大事，只要中午在大餐厅，由老师或学生会干部向学生宣布便立即全院皆知。由于学生不多更容易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容易开展各项活动，所以住校生几年来从未出现不团结或打架斗殴现象。
当时文学院院长为当代中国有名的哲学家——冯文钱教授。各系系主任都是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名师云集，师资力量很强。当时教授们也多住校内，北院和平湖前曾有一排小楼，都是教授寓所，可谓近水楼台，风景这边独好，学生前来拜访，各位老师无不热情接待耐心指导，师生情谊自然默契情深。
闲庭信步和平湖
北院虽小又破旧，但是也有一些自然的好风光，尤其那深不见底的和平湖。面积虽小，却别有一番景致，是文学院的灵气所在。在那碧波荡漾的湖畔，垂柳鸣蝉，绿丝深处，既可闲庭信步，又可朗朗读书，确是文学院师生雅士们阅读唱曲、吟诗作画的幽静之地。
每当春暖花开，冰面解冻，和平湖又成为南开人的重要体育运动场所。同学可以借用学校划艇去湖中乘风破浪，或举行划船比赛，嬉戏游湖，颇为惬意。爱好游泳的同学可随时更衣下水畅游，但无人能潜到湖底，可见和平湖深不可测。
北方冬季，天寒地冻，和平湖封冻冰坚，这时北院体育老师又给同学准备了数十双冰鞋，供学生溜冰锻炼。南方来的同学未曾见过北方的冰天雪地，在雪花飞舞中，穿上冰鞋滑冰，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嬉戏大笑。若再打一次雪仗，更是乐不可支。
打牙祭、吃煎饼
五十年代初国家经济还在恢复时期，人民食物供应尚感不足。当时学校伙食很难满足学生健康需要，饭菜既不算好吃又缺营养，北院食堂不小，规定八人一桌，开饭时不分年级男女生自动拼组，够八人即可用餐。主食为米饭、馒头，有时有窝头及二米饭。副食为四大碗菜，经常吃的是熬土豆、熬萝卜、炒白菜，烩菠菜、炒倭瓜，最好时有一碗鸡蛋羹。汤有一大桶，随便自取，名为汤实为水，大勺很难捞上一点儿蛋菜，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同学们非常盼望一二个星期或节庆之日，来一次丰富会餐，当时名曰“打牙祭”。这是开饭，主副食大变其样，主食为小站稻米饭和富强粉馒头，副食四菜，鱼肉为主，虽不算精美，但总算吃到荤腥，享了口福，饱餐一顿，皆大欢喜！
学校早餐每日不变花样。天天早上馒头米粥加咸菜，为了增加营养，同学们便到校门口外去，买一套纯天津卫的煎饼果子。当时校门口外，常有一早餐摊。这摊主五十岁上下，是一位老实的买卖人，他做的煎饼果子干净利落，每位同学吃后都赞不绝口：天津煎饼果子名不虚传。如今数十年过去，想起当时同学一起吃天津煎饼仍然会有余味无穷之感。
万德庄的歌声
南开大学北院北临六里台小村镇万德庄，为天津市区一重要繁华地区。五十年代初，这里还是一个小村庄，小街土路，两旁店铺林立，茶馆酒肆、早点小铺、食品杂货，人来人往，热热闹闹。当时小街有卖电料及修理收音机的小店，为招揽生意，小店竹整天用高音大喇叭播放各种歌曲。那时我们同学虽然不去万德庄，但是万德庄的歌声却每日都不间断传到学校里来。播音声音很大，距离又近，所以我们同学每天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歌声随风入耳，习惯也成自然之事。当时播放的大多是革命歌曲，如郭兰英唱的《妇女自由歌》、《王大妈要和平》、《白毛女》及《咱们工人有力量》《捉拿细菌战犯》等等，这样使我们同学们不但听惯了，还学会了唱这些歌曲。如今半个多世纪已过，那时的歌曲，好像有时还在我们的脑海里余音缭绕，不由联想翩翩，岁月悠悠，歌声在变，歌词在变，人生在变，一切在变，不仅有人世沧桑之感。
公能精神贯人生
在南开大学学习的经历，使我脱离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家庭，进入了一个自由民主的高等学府，开始了新的集体生活。这是我成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人身自由与思想解放。我明白了我应当是一个社会有用之人，为社会做贡献，不应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受到南开精神的熏陶感染，南开人的品格、干劲及其满怀热情的工作精神，给了我做人的最好教育，我因有了南开精神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南开精神的指导下，我在工作后期，有机会办起了一所民办大学，名为培黎大学第六分校，并任校长兼教务长。培黎大学是由国际名人路易爱黎先生兴办的，最早得到国共两党的支持，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是中国最早恢复的一所民办大学。
近代中国最有名望的大学之一南开大学，据说当初兴办时人数很少。我办培黎大学开始时只招办三个专业，共三个班，而将大批报名者拒之门外。学校顺利发展，几年后已有五百名师生。五年后到1991年，因校舍大修，我也年逾花甲，无奈停办。
本来一直在外事学校教书，办大学是我人生从未想过之事。忽接有关领导聘任，并在各界人士支持下，办起了培黎大学的一所分校。我这个一生无才无能而又“无为”之人，居然戴上了大学校长桂冠！我本人庸庸碌碌，何德何能担当起社会重任，时时多加反省，至今深感自愧。其实，我办学有成，也不必过于自谦，原因就在于我的血液中早已有了战无不胜的南开精神，还有了张伯苓校长的模范榜样，这才是我办学成功的力量源泉。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开校友总会恢复活动以来，我每期都为《南开校友通讯》写稿，从未中断。拙文水平不高，但完全充满我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激心情。
每当母校校庆时期，我必定返校祝贺，并不断给母校献礼、献金。最早献过一万元及各式纪念品。今年我决定再捐献十万元，用于在南开校园内建一石雕纪念物，将南开校歌雕刻在大理石上。本人不才，能力有限，平时理应节俭，但有能力就要回报母校，回报社会。贡献微薄，谨以此表示我回报母校的一片感恩之情。
我每次返校参加校友活动，全由张书俭、张黎明老师接送，给予照顾和鼓励。我从内心感谢南开校友总会的同志们。我们南开人是亲人，胜似亲人。谢谢校友会。母校就是我的家，我最可亲可爱的家。
谭新生，男，1927年10月7日出生于北京，1949年至1953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