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陈省身夫妇与严志达夫妇合影（左起严志达、 陈省身、陈省身夫人郑士宁、严志达夫人于德求）

　　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先生，他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长者，他是一位终生致力于研究“李群”(Lie group)的院士。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南开数学研究所)教授严志达先生诞辰100周年。6月5日，70余位严先生的学生、同事与数学学者从全球各地聚会南开，缅怀严先生，并以学术交流的形式，为南开数学学科李群理论研究队伍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献计献策。

李群拓扑工作的里程碑

　　严志达出生于1917年11月8日，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1946年赴法国公费留学，师从著名几何学家C.Ehresmann，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2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南开大学任教，1985年应陈省身先生邀请，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李群、李代数、微分几何及齿轮啮合理论等研究工作。

　　李群是数学中同时具有群结构和流形结构的一类研究对象，在数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及物理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严先生的一生与李群有着不解之缘，大学时代已展现出杰出的研究才华。1940年，他与陈省身先生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篇，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篇论文，此文得到的关于积分几何的运动基本公式被后人称为“陈-严公式”，这一研究成果至今仍被人们引用。

　　著名数学家C. Chevalley在195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大会报告，其内容是关于李群Betti数的计算。他在报告一开始，首先就在黑板上写下了严志达的名字，指出例外李群的Betti数是由严志达最早得到的。陈省身先生则指出：“志达对李群的拓扑的工作是一个里程碑”。

　　研究生师从严志达先生的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江家福说，严先生对科学很“敏感”，他关于李代数分类的一个成果于1959年发表，而同一成果日本科学家在1965年才得出，严先生领先了6年。

　　1966年，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严志达先生被迫中断原有的研究工作，但他仍心系学术，和吴大任、骆家舜等组成齿轮啮合的研究小组，从1972年开始对齿轮啮合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齿轮啮合的数学理论，并得到了很多发展、应用，特别是有效应用于锥齿轮的研究，使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项研究被选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要成果。

　　北京大学教授陈维桓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严志达先生，在他眼中，严先生是一位能“画龙点睛”的学者，研究问题直击“要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万哲先对严先生也有着高度评价，未能来到现场的他，特意为大会发来信函，信中说：严志达院士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在“微分几何与积分集合”“李群与李代数”“特殊李群的拓扑”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他巧妙地运用李群表示理论，成功地标出了特殊李群的贝蒂(Betti)数，在李群拓扑的研究上是一重大贡献，实为一里程碑之作。他还对齿轮的啮合理论给出了数学基础，推动了锥齿轮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对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成果丰硕的严志达先生，一直保持着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他指导的研究生、南开大学原校长侯自新表示，严先生一生对名利看得很淡，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严先生并未报名，陈省身先生得知后认为，严先生不当选院士有“遗珠之嫌”，在陈省身先生的力荐下，严先生最终当选院士。

参加纪念严志达院士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的代表合影（摄影 任永华）

平易近人收获桃李芬芳

　　谈到严志达先生的为人，他的学生、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关心学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教授陈吉象回忆，严先生不论面对何种境遇，都一直乐观，从来不曾抱怨。

　　侯自新说，严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强调学术民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他还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龙以明，于1978年考取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并担任班长，他记忆中严先生会不时找他询问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的情况，关心他们的学习、发展。

　　“严先生是南开数学研究所(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为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冯惠涛曾师从严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他曾在1988年有一个关于“对称空间中全测地子流型分类”的想法，并向严先生汇报，严先生耐心听取汇报后，向他推荐了几篇数学家Dykin的文章，并鼓励他继续深入思考。冯惠涛阅读Dykin的文章后才发现，这些想法已经在文章中有了，严先生熟知这方面的情况，但并未打断他，反而鼓励他继续阅读文献，独立思考，这对他学术自信心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曾与严志达先生合作开展研究的许以超看来，严先生是一位标准的学者、很好的老师，他爱护学生，总是希望帮助别人提高。时至今日，他也一直在以严先生的方式来指导学生。

　　严志达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持续的，他指导的研究生、天津理工学院(现天津理工大学)原副校(院)长陶惠民表示，学生毕业后找严先生帮忙，他都会全力帮助。1985年，已于天津理工学院任教的陶惠民正是在严先生的帮助下，成功邀请陈省身先生到该校做学术报告，使该校的学术气氛为之一振。也正是源于严先生严格、扎实的培养，陶惠民在天津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哪怕只有很短的备课时间，他也能从容上好若干门专业课。

　　江家福说，严先生致力于创建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学术团队，他注重让自己的学生将数学与其他学问“联系”起来，所以培养出的学生思维都很活跃，这种思维让在江家福从政后也受益匪浅。

　　除了数学，严先生还对文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时任河北大学数学系教授的张知学回忆，严先生和他在一起会讲历史，“对三国、红楼都有自己的见解”，严先生来保定访学时，还与他谈黄庭坚的作品。

　　曾任严志达先生助手的张大干说，严先生曾问他：“你知道曹雪芹、蒲松龄，知道清朝的一品大员吗？”他回忆，严先生对读书的观点是：“死读书，读死书，则读书死”。

像严先生一样学习工作

　　1954年开始，严志达先生在南开大学主持“李群与微分几何”讨论班，长达十余年，曾任严先生助手的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孟道骥表示，这个培训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活跃的优秀人才，也取得了一系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

　　文革结束后，严先生继续开展李群研究，这一耕耘，又是20年。

　　1999年4月30日，严先生因病在津逝世，享年82岁，陈省身先生用传真发来挽联，对严志达的数学人生做出了精确概括和高度评价：“足迹深入特殊李群，精思冠侪；影响包括曲率积分，创见无尽”。

　　时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的骆家舜在严先生病重期间前来探望时，先生已说不出话，但仍看着他，用手在在空气书写着什么。“大概他想问问我情况怎么样，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骆家舜瞬间哽咽。

　　“严先生为数学研究与祖国的科学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纪念严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他一样的学习、工作。”纪念会上，带着全校师生员工的敬意与怀念，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大家缅怀严志达先生，不仅因他是一位成果卓著的院士，更要学习他为人治学的态度。严先生刻苦勤奋“真做学问”的精神，是所有学生的楷模，而他在1952年毅然回国，在复杂政治环境下长期坚持工作的精神，是所有教师的楷模。

　　万哲先说，严志达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数学遗产是丰盛的，我们应该努力继承，发扬光大。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复全则认为，严志达先生的精神，值得下一代传承。

　　值得欣喜的是，严先生在中国留下的“李群”血脉，正在发扬光大。严志达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数学、献给了南开，他在南开建立了“李理论”研究方向，培养了大批“李理论”研究专家，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科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我国“李理论”研究事业在近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从65年前的“单枪匹马”，发展到现在全国范围内数百人的研究队伍，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肯定与重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严先生对学生的关爱正得到反哺。他指导的研究生、美国海军研究院教授康伟，居住在美国北加州城市萨拉托加，严先生的夫人与女儿同样居住于此，两家只有五分钟的车程，隔几周康伟就会去看望她们。

　　康伟说，严先生教的东西不止在“书里有用”，凭借严先生言传身教的“功底”，他去美国改学应用数学后，把分类思想推广到控制系统，并用“分类思想这个榔头，敲了十几年的钉子”。

　　而在南开大学，对严先生的缅怀与学习也从未停止，6月6日——9日，在纪念会结束后，一场“表示论与调和分析研讨会”正在举行，大家以学术的形式让严先生的学脉永续。（聂际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