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个隆重又简朴的纪念会，我想代表全校的师生员工表达对滕先生的敬意和怀念，并以此为契机，学习他的精神，进一步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加速南开发展。
我发言题目是：我们向滕先生学什么？我想，要学他的为政、为学和为人。
我为什么把学习他的为政放在第一呢？这与我作为校长的身份有关，也跟滕先生的一生有关系，他担任学校重要领导职务达30多年，为政是他人生的很大一部分。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滕先生就担任学校的副教务长，帮助杨石先校长和吴大任教务长主持学校的教学工作，他担任学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和统战部长。毫无疑问，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学校的一个重要领导人。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滕先生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协助杨石先校长主持学校工作。两年之后，担任南开大学校长，后来还曾代理党委书记。他是学校的第五任校长，而且是在我们学校经历历史性转折重要时期的校长，为学校发展做了许多重要贡献。打倒四人帮之初，很多人选择明哲保身，心有余悸，因为那时还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方针，更没有全面否定文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滕先生凭借一颗对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赤诚之心，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拨乱反正，大胆推进平反冤假错案，这在那时候是件不得了的事情，当时还有人跑到市委贴他的大字报、小字报。可以说，滕先生是以大无畏的政治勇气来承担这样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南开怎样适应历史转折发展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他作为学校主要领导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就是适应国家改革开放需要，调整学科布局。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学校只有数、理、化、生、哲、史、经、中文、外文这九个系。用滕先生自己的话来讲，那时候国家急迫需要的一些重要专业，南开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南开面临抉择，是守住摊子、发展好现有的专业，还是抓住机遇、适应国家需要大胆地进行调整拓展。在当时没有土地、没有资金、缺乏人才，内部还有很多历史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滕先生选择要调整拓展，表现出一种很高的历史责任感。在他担任校长时期，奠定了我们今天学校大体的发展框架。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或质疑，比如北京有位很著名的学者写信给滕先生，反对学校建立旅游系。其实滕先生非常谨慎，没有听到校友建议就立即拍板，而是慎重地做了调研，发现这件事是和中国文化的振兴结合在一起的，他就当作文化历史事业来发展，所以一开始将旅游专业放在历史系。现在看，滕先生这种眼光十分超前，随着国家进入全面小康，旅游业将会成为重要的产业，将更加证明滕先生的远见卓识。他还发展了计算机、电子、环境和法学、社会学、东方艺术等等，并在他的倡导下南开开始准备筹办医学院。他的后任母国光校长曾回忆说，滕校长特别提到南开大学将来发展会有一个大的缺陷，就是我们没有医学院。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回过来看，我们现在创建“双一流”的整个框架，这样一个学科态势，其实是在滕校长那个时候奠定的。在经济学方面，他大力发展了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精算保险、交通经济等一批重要方向，他请杨叔进先生担任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请桑恒康先生担任交通经济研究所所长、请段开龄先生来办精算保险，这些都是国际上的名师大家，现在来看，滕先生是有着多么宽阔的视野和胸怀！那时学校财力物力资源极其匮乏，做这些事的困难可想而知，那时法律系开课都要去借用吴家窑小学的教室，可滕先生竟是那样的义无反顾地推进南开的学科调整和拓展。他的这种眼界和胆识背后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为国家、为民族、为公的精神，他后来面对关于他“好大喜功”的指责时对家人说，对于国家的急迫需要，不可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再干。这就是对于国家发展的责任感，也是对学校发展的历史责任感。滕先生做的是学校学科的调整拓展，而担起的是民族大义。今天，南开的发展仍然面临各种困难，但是无论如何，南开当前的发展条件比滕校长那个时候还是好太多了。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滕校长打下的基础上加快学校“双一流”的建设发展。我们现在又走到一个关键时期，今年将召开十九大，在2020年我们要跨跃小康社会这一阶段，向着建设世界强国的方向加快走去，这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此时要学习滕先生的精神，要用他的这种责任感和胆识、魄力、眼光，瞄准国家需要、担起民族大义，加快学校发展。
第二，学习他的为学。对经济学我不懂，但我从他的同事和学生的回忆中，觉得滕先生为学，有两点特别了不起。一个是他的战略眼光，再一个是他的严谨学风。因为他大量的学术工作是在解放后至文革前，甚至是文革中这样一个极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完成的。他一方面身兼学校的领导职务，直到文革前他还在强调以教学为中心，非常不易。另一方面，他在做学术研究时，处于国家比较封闭、政治运动频繁发生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把眼光放向世界经济，真是难能可贵。他的这种眼界让我深深体会到，做学问不光是要低着头拉车，还一定要抬头看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滕先生凭借他的超前眼光，对跨国公司这样一个在战后兴起的重要经济现象具有敏锐的感觉，在困难情况下开展研究，极具战略卓识。滕先生治学严谨细致。他对学生论文的修改，要求十分严格，特别关注细节。这也是做学问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仅要广博，而且要在精深上下功夫，我觉得他这种既高瞻远瞩又严谨审慎的学风，应该是南开学人比较典型的一种学风。今天，我们要学习和发扬他的这种学风，学习他做学问时心系国家需要、放眼世界前沿又扎实沉稳。
第三，学习他的为人。关于滕先生的为人，我在前几年的时候看到一本书。书里说，一个年轻的陕西工人给名人写信，希望他们为青年人写些励志的话，他也写到了滕维藻先生那里。那时滕先生身体已经不是很好，面对这样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滕先生竟然认真给他回了一段很长的话：“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当过小学教师，当过中学教师，当过大学教授和校长，现在还继续在当博士生导师。虽然一生清贫，再加上风风雨雨，文革中九死一生，但我至今不悔。社会要发展，学术要进步，就得有人做着百年树人的工作。我用以自勉的格言是，对国家、对社会，要少索取、多贡献”。这段话，我看后非常感动，我觉得体现出滕先生的为人，他对国家、对社会“要少索取、多贡献”的崇高品格，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他的另一个手稿，也很代表他的为人。这是他1993年6月11号，住在医院里给党支部的党员民主评议写的一份提纲。滕先生是我们前任的党委书记，他作为一个普通党员，认真严肃地参加支部生活。在这份提纲里他总结说：“第一，这一年半，给博士生组织专业课讲课，同时组织申请国家基金项目，取得较好的结果。一共批了两个项目得了基金10万余元。而且初步落实了进行的计划，可惜，因意外发现重症，住院4月余，给所有研究工作带来损失，现正考虑弥补调整。第二，在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形势任务方面，虽然受生病影响，没有以前抓得紧，但在不利条件下还能注意学习时事政策，使自己的思想能够跟上迅速变化的形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和社会不正之风泛滥的情况下，能够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面对腐败现象，能够正确对待没有陷入悲观失望或牢骚太甚。第三，在养病治病过程中，基本上能正确对待，保持心态平衡，不悲观失望，和医护人员合作，忍受痛苦折磨，同时，恢复过程比较顺利，对手术中类似事故的失误，没有抱怨和生气。第四，对我们国经所的人员调整安排，力求采取鼓励支持和团结合作的态度，有时也提出一些必要的建议，但极力避免影响新班子积极开展工作的顾虑，使多数群体对调整比较满意，团结也未受多少影响”。这四点，充分体现出滕先生严以律己、严以修身的崇高为人。
我想，贯穿于滕先生为政、为学、为人之中的是“为公”。他的一生，真正是我们南开人秉公尽能、努力奋斗的一生，是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一生，也是为南开大学尤其是为南开经济学科的“再创业”作出了奠基性重要贡献的一生。我们今天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的为政为公、为学为公和为人为公的精神，像他那样弘扬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加快南开大学创建南开品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步伐，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实现滕先生当年在改革开放之初，奠定我们学校综合性研究型学科结构、适应和支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宏愿，这是对滕先生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