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3月5日是南开杰出校友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纪念日。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是人民的总理，是祖国的儿子，也是南开人的骄傲。周总理的高尚人格和精神风骨浸润着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师生的心灵，激励着南开人勇担历史重任，践行社会责任，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周总理三回母校南开大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南开校友周恩来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刚刚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可谓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作为新生共和国的“大管家”，周总理可谓席不暇暖，日理万机，但他仍在百忙之中，三次抽暇回到母校南开大学。

　　1951年2月23日，周恩来和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乘夜车到达天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入朝参战前的动员会和学习抗美援朝作战经验的军事研讨会。此时，恰逢南开学校创办人、南开大学前校长张伯苓于2月23日下午去世。24日上午10时左右，周恩来在南开校友、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等人的陪同下，亲往大理道87号张宅吊唁。由于张伯苓曾短暂担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在刚刚建国的政治情势下，很多张伯苓的故属旧友都不敢到张宅来，即使不避政治与精神压力，前来张宅帮助张伯苓的亲属料理丧事的南开校友黄钰生、王华棠等人，也对政府对老校长究竟做什么样的评介心中惴惴。

　　周恩来一行来到张宅，在灵堂吊唁后，到另间小屋休息。当有校友询问如何评价张校长时，他说：“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周恩来肯定了张伯苓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的功绩，并同意召开张伯苓的追悼会。虽然现在有的研究者认为周恩来当初的讲话对张伯苓一生的教育伟绩肯定得不够充分，但应考虑到当时全国的政治氛围与当时人们的政治思维习惯，周的表态无疑给张伯苓的家属吃了一颗定心丸，也让南开的老校友在春寒料峭的政治氛围中，感到了一丝暖意，同时使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张校长在人生的最后旅程走得不过于凄清与寒酸。

　　吊唁完毕，周恩来及黄敬、黄钰生等一行10余人，轻车简从，直奔南开大学。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法国留学离开天津，整整31年才第一次回到母校，也是来南开大学视察的第一位新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当年离校时，还没有八里台校园，他一面听取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介绍学校情况，一面参观。他们一行先到工学院机械学系的实习工厂和研究所，周恩来走近每一台机床和操作平台，仔细了解学生实习的工种和加工的制品，学生们在工作岗位上礼貌地向总理致意，回答总理的提问。

　　11点30分左右，周恩来等从实习工厂出来时，与闻讯跑来欢迎的100来名大学生迎面相遇，他微笑着向同学们招手致意。当时的南院学生会主席李赫晅代表同学请周总理讲话。总理说，听到有关南开大学近况的介绍和刚才看到的情况很高兴，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虽然还比较艰苦，但与我们那时候相比要好多了！新中国成立后正百废待兴，国家建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多做贡献。同学们热烈鼓掌，表示决不辜负总理的希望。之后，周总理还想再看看教学楼，当他走到思源堂东侧时，随行人员告诉同学们，总理已没有时间继续参观了，因为后面还有别的日程安排，马上请总理上车。

　　虽然周恩来第一次回母校的行程就这样仓促结束了，但他对南开师生勉励的话语，成为聆教者一生为国家勤勉奋斗的动力。那些聆听了周恩来讲话的校友，在古稀之年相见时，还常谈起总理那次回母校的情况和自己受到的教育。

　　1957年4月8日至11日，以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4月10日中午12时，周恩来与波兰客人乘专列到达天津，在天津市市长黄火青、交通部长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等人陪同下来到天津大学，受到等候在这里的天津六所高校1万5千多名师生的热烈欢迎，南开大学副校长杨石先代表南开大学师生向客人赠送了南开大学校报和照片等礼物。

　　周恩来此行陪同客人回到他38年前学习、生活与奋斗过的地方，非常高兴。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作为南开大学的学生，组织与领导天津青年学生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府开展斗争，他把天津看作是他“青年时代的故乡”，并“以三十八年前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一个天津学生的身份”，代表天津青年向波兰政府代表团致敬，并对前来欢迎的师生发表讲话，表示南开教育给了他知识启蒙，使他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触新的知识。

　　周恩来对在场大学生指出，在当前全国的国民义务教育一般只能限于小学，在绝大多数小学毕业生、大多数的中学毕业生后即需要直接参加劳动，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升入大学的情况下，大学生们的责任重大，要求他们“求得了高等知识，要进入社会为人民服务，要能够很好地解决六万万人的问题”。面对在国家建设中将会出现的重重困难，他勉励同学们：“要比我们更能够艰苦奋斗，更能够克服困难，更有勇气面对错误，纠正错误，更有能力寻求新的知识、增加新的知识。你们要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创造未来的世界，使它能够不断地前进。”最后周总理鼓励大家：“未来是属于你们的。怎样才能使未来属于你们呢？那就要你们比我们老一辈子的人负起更重大的、更艰巨的责任，工作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样才能够使未来真正地属于你们，而你们才不致为未来所抛弃。”

　　此番讲话，可谓语重心长，它不仅使亲聆讲话的天津高校师生感奋不已，更使南开大学师生亲切和激动，因为虽然时过38年，敬爱的周总理仍念念不忘他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仍清晰地记得他作为南开大学的学生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那段奋斗经历。

　　1959年5月23日至31日，周总理在天津召集河北省委的有关人员座谈，了解河北省的工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和产品运输等问题。其间，周总理于28日抽出一整天时间视察母校南开大学，几乎走遍了南开园的每个地方。

　　28日上午9点3刻，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市委教育部部长梁寒冰等人陪同下，来到南开大学。总理一行首先来到了第一教学楼客厅，听取学校党委书记高仰云、教务长吴大任、副教务长滕维藻等学校负责人的汇报，了解学校情况。当吴大任谈到1959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是分两批录取，天津大学放在第一批，而南开大学却放在第二批，这样会对南开大学的招生质量有不好的影响。周总理立即问，这是怎么个问题，问问教育部。他的秘书当时就给教育部挂了电话，南开大学第二年就放在了第一批录取的院校。

　　听完学校负责人的汇报后，总理一行本打算就近到思源堂参观，当听说全校师生已在图书馆东侧集合。为了不让大家在阳光下久等，周总理当即决定先赴会场与广大师生见面。总理一行径自来到图书馆东侧的欢迎会场，面对3000多张热切的青春脸庞，周总理作了亲切热情的讲话。

　　他首先指出，“你们是在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毛泽东时代，你们的环境不同了，你们学的，你们做的，你们想的都跟从前不同，只从教育这一点上来说，我看到你们的确高兴。”他鼓励青年学生要超过过去，要一代胜似一代，因为“现在的朝代跟旧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已经起了根本变化，所以你们做的，你们想的，你们学的当然不同”，“你们所处的目前跃进时代，你们要抓住一点跃进的特点，我们现在处在建设社会主义跃进时代，也就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就是从一个过去恢复时期，初步建设时期转到一个跃进时期。”他要求青年学生抓住社会转变关头，站在时代前列，跟上社会主义建设飞快发展的速度，认识、熟悉、掌握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同时，作为国家经济建设的总管，周总理也向青年学生们坦陈了国家在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即“农业粮食、或者副食品、或者工业需要的原料、材料都有不够，……你们化验室里或附属工厂所需要的材料，不能象过去那样容易得到，试验的时候缺乏材料就不能够试验，甚至仪器、师资都不够。”原因“就是因为从去年以来分布面广。……国家尽管生产了很多器材，比前几年加倍的增涨，不能算少，可是拿六万万五千万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钢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没有多少！所以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它就把材料占有了，就使得原有企业、大企业反倒感到不够。这是生产方面。消费方面也是一样，粮食翻了一番，不错，可是平均到每人，拿六万万五千万人一除有多少呢？不过六百公斤么，这里面要吃的，要饲料，要留种子，还要出口，出口数目并不大，三亿多吨只出口二三百万吨，只是百分之一么。主要是吃的，留种子，饲料，可是，分到每人一点不算多，可多吃一点再拿六万万五千万人一乘，数目就很大。”“你说我们增产得多，拿六万万五千万一除就没多少了。如果多吃一点拿六万万五千万一乘，数量就大了。”周总理告诫同学们，虽然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时代，仍然需要增产节约，为了保障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每个人都要从节约粮食、副食品，节约原料、材料做起，虽然国民经济形势不错，也不能大吃大喝。“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增产节约。增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样来逐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增产任何时期都是对的。节约，总要把生产出来的东西保留后备力量，就是为了有余地。因为农业上总有灾荒，工业上总有一些意外的新的尖端科学技术继续生产，总要有些后备力量。或发生了不平衡现象要去支援，这样才能有周转、机动，所以就要节约。不论工业、不论农业、不论生产资料、新生活资料，都要节约。增产节约精神任何时候都需要，任何时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一个在生产消费中分配的原则。”

　　对于从1958年开始教育革命运动中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针对在校学生的主业，周总理明确指出，“在学校里什么是主要的呢？当然是教育。”生产也好，劳动也好，都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参加劳动生产，学习与实际相结合，目的是为了吸收和丰富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内容，学习作为在校学生的主导方面，是毫无疑义的。“不然到学校来干什么呢？如果劳动为主导方面，你到工厂去当工人去，那就是生产为主导方面，学习是辅助它的。以两条腿走路一定要认识都有主导，不认识主导就会齐头平行前进，两个对立物就不能统一，就没有主导的方向。”

　　对于配合全国的大跃进，全国高校招生规模急骤扩大的态势，他指出，学校学生一下增长太多，就会使师资不够，培养学生的质量就会降低，强调“必须着重质量”。提出“要办好一个大学，总要控制一个数目，办好一个大学，大学人数不宜太多。”对于南开大学当时的办学规模，他具体地指出，“你们现在将近3千人，增长一倍不是一年就长上去的，得许多年，而且大学也不宜更大，质量才能保持。所以这一点，师资方面，也要将来逐步留余地，现在是不留余地。学生增加了，先生不够，把学生提起当先生，培养师资，教研室的服务人员，弄得很紧张，这是好事，但要有一个控制，才能保证质量，没有控制，象过去那么设想的，大概去年设想南开总要办1万人、2万人吧(活跃)，现在大概冷静一下也不能那么多了，南开有5千人不是很好了吗？但不能一年涨上去，得多少年。”强调高校要“保证质量”。周总理当时讲话，现在看来，仍然是既实事求是，又高瞻远瞩的，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教育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他提出高校规模不宜扩大，实是真知灼见。

　　最后，周总理要求“南开在新的时代有新的校风，有新的教学重点，要保证质量，真正能够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将来共产主义服务。”这时，台下3000多名听讲学生一下子欢腾活跃起来，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掌声笑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会场上似乎显得有些乱。陪同的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站到台前来大喊：“同学们不要动！让我们先欢送总理离开会场。”同学们刚一静下来，只见总理满面笑容走到台边，用手一挥大声地说：“同学们，你们自由啦！”

　　周总理走下台来。同学们则像潮水一般涌向新开湖边道路两旁，自动地有秩序地排成了长长的人廊，欢送周总理利用中午的时间去天津大学参观。

　　下午1点40分，周总理在天津大学参观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又回到了南开园。下了车没顾得休息，就径自走向第二教学楼。在半路上，周总理突然问：“学生食堂在哪里？”当学校的负责同志回答说离这很远时，总理又问起了职工食堂，并表示要到那里去看看。

　　此时已过了大家中午用餐的时间，职工食堂的炊事员们正一面忙乎着下一顿的主食，一面谈论着上午听周总理讲话的情景。

　　“周总理来了！”党委会的王志峰急急忙忙打后门奔了进来。

　　“总理会来到我们这儿”炊事员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不知所措。大家还未缓过神来，周总理已经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并微笑着向大家点头示意。炊事员李双印双手正捏着窝窝头，见周总理来，将身体一闪站在旁边，不作一声。哪知周总理头一眼就瞧见了他，过来就和他握手。李双印有满肚子的话想和总理说，可是那不听话的嘴巴，却一个字也迸不出来，连个“好”也没有问，只是用两眼盯着总理瞧。这个当了多年炊事员，在旧社会被人瞧不起的人，怎么也没想到今天会有这么大的荣誉。

　　“你们的工作很忙吗？”“又在做下一顿饭了？”总理说着走进了厨房。询问了菜价后，要了一份中午没有卖完的五分钱萝卜，外加二分钱的咸菜，主食就是二分钱一个的两个凉窝头，坚决不同意炊事员再给大家做些热乎的饭菜。总理在一边饭厅中随便找了个座位，说，“就在这儿吃饭吧！吃饱了好多参观。”一边招呼同来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们：

　　“你们忙了半天肚子也一定饿了，坐下来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总理夹着萝卜，大口大口地吃着窝窝头，并侧过身来对坐在他身边的市委文教部长梁寒冰说，萝卜有营养，还可以帮助消化，我就是喜欢吃萝卜。接着，总理向随行的人讲起他学生时代在校长张伯苓家吃窝窝头的故事。

　　面对可敬的总理，炊事员们虽然不敢违背总理的意思，但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只好做了一碗汤端上来，周总理看见里面放着鸡蛋，就用手制止说：“不要再做了。”学校的负责同志解释了几句，他才喝了几口。

　　吃完饭，周总理又一次来到了厨房，亲切地和炊事员同志们一一握手道谢后，在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周总理的老同学、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务长吴大任等人陪同下，径直向第二教学楼走去。

　　在第二教学楼化学系高分子教研室，校领导把教研室主任何炳林介绍给周总理，总理微笑着对何炳林说：“你来介绍情况吧!”总理认真地听着何炳林介绍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情况，并不断地提问。总理指着实验桌上的小瓶：“这就是你们合成的离子交换树脂吗？准备不准备生产?”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总理又问规模多大？原料有没有问题？价格贵不贵？何炳林一一作了回答。当听说预期能年产两三百吨时，总理高兴地说：“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很好，这样可以理论联系实际。但刚开始生产，规模不宜太大，产量应逐步增加。”接着总理又问到：“目前国内有没有这种产品，要不要进口？”何回答说，目前国内尚没有生产，美国把它定为战备物资，不准出口，所以我们不易买到。

　　在另一个实验室，何炳林汇报了这个室的科研项目主要目的是防备原子战争人体中毒的。总理听了很感兴趣，便问：这项研究国外有没有?何炳林回答说，文献上没有报道。总理马上说，文献上没有，不见得就没有，有些科研项目国外是不报道的。当时南开大学聘请的一位苏联专家在场，总理转身问他：苏联有没有？这位专家摇摇头说不知道。总理非常认真地指示说：“我们要谦虚谨慎。科研要与生产结合起来。”

　　来到下一个实验室，当总理看到塑料实验品时，说：“还应加工变成实物，这才有意义。”并再次强调科研应该为生产服务。

　　周总理视察完高分子专业实验室后，走出第二教学楼，在门外碰到几个工人装束的女同学，总理便站住问：

　　“你们是工人还是学生?”

　　答：“是化学系学生。”

　　问：“你们一天上几堂课？一星期有多少学时？学不学政治课？累不累？”又指着陪同的吴大任笑着说：“你们教务长在这里，不要紧，说吧!”

　　答：“一天上七八节课，上午五节，下午二三节，一星期有四十多学时。”

　　当时全国的大学都在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学生学习负担很重，有的学校上午上六节课，目的是下午留出时间让学生自由活动。

　　周总理说，“六节课不是批判了吗？我以前上学时只有四堂课。说着转向冯文潜问：“对不对？”冯先生答：“对。”总理继续说：“这样同学怎么受得了!”又对同学们说：“你们有意见可以向教务长提出嘛!”

　　吴大任说：“六节课是批判了，我们是上五节课，目的是下午让学生自由支配，而且还可以进行体育锻炼。”

　　周总理说：“五节课就不批判了吗？”

　　但周总理后来看到有不少学生在操场上锻炼，又对吴大任说：“你说的也许还有道理。”周总理与一行人边说边走，转眼来到了物理系资料室。此时已是下午3点多，正在资料窒查看文献的几位师生忽然看到周总理走进来，一时都惊呆了，竟忘了站起来向总理问好。总理径直走向前，与李育民老师握手，并和大家亲切的交谈起来。后又来到学生邵丽影身边，问到：“你是学什么的？几年级啦？”听了回答后，总理又翻开她的笔记本，问：“这是你上课的笔记吗?”邵说：“不，这是平时翻译的资料！”总理听了很高兴翻看了几页，又摇摇头说了声：“这个我不懂。”接着总理又问起她们一天的时间如何安排，上几节课。当他听说：一星期只上三节量子力学时，诧异地问：“怎么才上三节课？”邵回答说今年是以科研为主。还要写学年论文，下学期再集中上课……。看来这并没有使总理满意，仍在担心学生的学习时间是否太少了些，直到听了教务长的说明后，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后来他又问到搞科研的内容，问有没有先生指导，几个人搞的？”邵说：“三个人搞，暂时没有先生参加。”总理问三人搞是否人手不够，后来知道学生搞的东西不很复杂，才又满意的点了点头。

　　此时，邵丽影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是坐着和总理说话，正要站起来时，总理却亲切地说，“站起来干什，坐着说不是挺好吗？”

　　接着总理又问道：“工作很忙，每天四点半还去劳卫制锻炼吗？”“假如翻译到一半能请假吗？”得到详细准确的回答后，又询问了在资料室学习的其他同学的一些工作学习情况，才离开资料室，来到了物理系实验室。

　　在112实验室，进修教师杨靖霞向周总理讲解了他们正在试制的新仪器的性能、用途和工艺情况。总理还详细地询问了仪器的制作需要用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哪些工厂出产的，在工作中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等等。

　　在204实验室，周总理听完电子物理教研组副主任朱遐等正在从事的尖端科学的研究工作汇报，饶有兴趣的问到：“能完成吗？有信心吗？”

　　接着，周总理一行来到物理系教室，教室里，物理系的全体行政干部和辅助员正在结合上午总理的讲话讨论增产节约问题，忽见总理走了进来，正在发言的宋庆熙停止了讲话，总理连忙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来向你们学习的，你们继续发言吧！”说着坐到辅助员邹玉成旁边的椅子上。总理低声问她：正在发言的人是谁？作什么工作？得到回答后，总理又亲切地问邹玉成作什么工作，是哪里人，得知邹是四川人后，又问是四川哪一县等等。

　　十几分钟后，周总理一行离开了物理系教室，但周总理的亲切容颜、平易和蔼的态度却一生留在了与他谈话的人的脑海中。

　　周总理一行离开物理系，又来到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27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学专门研究机构。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该所就聚集了何廉、方显庭、吴大业等一批著名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独辟蹊径，卓有成就，闻名遐迩。而此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正走到一个新的阶段，诸多新生事物、新出现的问题需要研究探讨。因此，周总理在该所详细了解他们研究的课题。研究人员告诉他正在研究人民公社问题。周恩来指示，人民公社是新的事物，你们要多下到农村去，深入调研研究，搜集更多的材料，不要忙于下结论。他还问到何廉、方显庭、吴大业等经济研究所的老人。当问到吴大任的哥哥吴大业时，周恩来说请他从国外回来吧。吴大任说，他有一套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周恩来说，那有什么，让他回来，我们欢迎。周恩来还对解放前南开经济研究所给予肯定，并且指出，研究所的许多东西和一些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利用的。我们过去在解放区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还是要看南开经济研究所编的物价指数嘛！他勉励研究人员要继续把经研所办好，不仅要研究国内经济问题，还要加强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处于敌对的阵营，与西方国家几已不通音讯，但周总理仍然关注着世界经济问题，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孤立于世界之外。周总理的指示，不仅为当时的南开经济研究拓宽了研究领域，激活了南开经济研究人员的学术思路，为当时的南开经济研究指明了方向，更是保护了南开大学世界经济研究的学术血脉延续不断。不能不说，南开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学术研究禁域稍有松动之后，很快就能够形成一支强大的世界经济研究的学术团队，与此时此刻周总理的谈话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从经济研究所出来，周总理一行顺路来到第一宿舍的211、210两个寝室。

　　在211室，周总理亲切的问王树业同学：“你们每个房间都订有报纸吗？你班有没有办墙报啊？”

　　“我们每个室都订有报纸，我们室里订的是《光明日报》，刚才走过看见的就是我班的墙报。”王树常边用手指，边回答总理。

　　总理接着又问：“这个房间住几个人?”

　　“住六个人。”

　　 听了王树业的回答，周总理抬起头来看看房间的挂灯并用手在桌上比划着说：“六个人在这里自习，桌子就显得短些，挤了些吧!”站在总理身旁的吴大任解释说，大部分同学都喜欢在图书馆自习，那里有参考书，在房间自习的人不多，所以也就够了。参观完了211室，总理又到210室去。该室的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总理在房间里走了走，看到了贴在墙上的宿舍公约，他一边看一边念，当念到前言中“经本室全体同学热烈讨论取得一致的意见，订出大家都能遵守的切实可行的公约”时，总理笑着说：“真的意见完全一致吗？我看基本一致就行了吧”。跟着总理又一条条的往下念，当看到上面时事学习“每天至少看报30分钟”时就又亲切地问随之而来的王树业：“30分钟够吗？”一位跟着来的同学回答道：平时一般同学每天至少看报30分钟，在空闲时还会多看些。

　　最后总理看到了“每两周开生活检讨会一次”连说这很好。接着，他又转过身来问旁边的一个同学， “你们的寝室公约是不是都一样”，这位同学回答说，我们每个寝室都有自己的公约，周总理满意地点了点头。

　　周总理参观完后走出房间时，站在过道的同学看着周总理越走越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抬着头呆呆的看着总理。直到总理走到大家面前，同学们一起向总理行礼，周总理伸出手来和同学们一一握手。快下楼时总理看了看表问到，“4点多了，同学们该锻炼了吧！”高仰云告诉总理：“快到了，一般在5点左右同学们就开始锻炼了。”周总理边说边离开学生宿舍，在同学们的目送下，向图书馆走去。

　　在图书馆，冯文潜馆长简要地汇报了图书馆的情况，总理频频点头。在102室临时书库，冯馆长指着几十个放满法文书的架子说：“这批书是论堆买进来的，面很广，其中有不少好书。”总理说：“图书馆收藏的面应该广一些。”看完书库，总理一行转到103室，这里是外语系的教室，此时已是下午4点半，同学们刚下体育课回到教室，刚在黑板上写下了“欢迎周总理来校参观！”9个大字，写字的同学还没放下粉笔，周总理就在门口出现了。

　　片刻的寂静之后，突然一片掌声。

　　总理挥着手，笑着问：“你们是几年级的？”

　　“外文系一年级。”同学们一拥而上，紧紧地簇拥在总理的身旁。

　　“啊，”总理随口应了一声，又问：“你们一周多少节课？”

　　同学们把学习和课程设置情况做了简单的汇报后，忍不住青年的显摆心理，指着书桌上的讲义给总理看：这是“语音”，那是“语法”，……

　　看着3本厚厚的讲义，周总理慈父般地说：“你们学得不少哇！”

　　“现在正讲这课。”激动得老半天张不开口的陈淑凤同学这时把讲义打开，送到总理手里。

　　“噢，《崔西彦会见毛主席》，”周总理满怀期待的眼光看着身边的同学，高兴地说，“那你们给我念一段吧！”

　　一听说要在周总理的面前念课文，大家有点扭怩，总理掂着讲义说：“大胆些吗！”

　　看着周总理和蔼可亲的笑颜，听着周总理热情鼓励的话语，高秋福第一个读起来，接着是李思治和楚秀英。总理的眼光仔细地随着那些因着慌而有些发颤的声音在讲义上飞掠，并悄声叮嘱他们：“不要急！”当楚秀英把“sweet potatoes”念成“sweet potato”时，周总理打断她说：“这儿是复数！”当她把“idea”读成’aidie时，总理抬起头，问我们大家：“到底是ai’die还是’aidie？”直到楚秀英自己肯定了前者对时，他才满意地微笑着点点头，让她继续读下去。

　　周总理最后夸奖同学们，“念得不错呀！不过要有勇气，还要努力。”说着，周总理出了教室，来到二楼的文科阅览室。

　　一进门，阅览室的人立刻欢腾起来，周总理忙挥挥手，要大家安静，继续学习。并紧走几步来到历史系三年级学生张金光的身边，翻着他面前的书亲切地问：“你看什么书啊？”张金光呆呆答说，是《饮冰室文集》。

　　“好啊，里面有些东西，学习好。”周总理翻动着书页说到。又问，“这是哪里出版的？”张金光一时答不上来，周总理翻了几下说：“这是最早的一个版本。”他又找到了诗词小说类，指着一篇小说说：“这是梁启超的浪漫主义作品。你看懂了吗？”

　　“看不懂，学一学。”

　　“几年级了，会填词吗？”

　　“三年级了，不会填词。”

　　周总理微笑着说：“你太谦虚了。”谈话从头到尾，总理一直站着，张金光却一直坐着，由于紧张，直到总理从他身边离开，张金光才觉察到。

　　周总理来到外语系同学薛福身旁，问：“什么系？”

　　“外文系……”由于过于激动，薛福声音颤动着，变得连他自己都听不出来了。

　　“啊，几年级了？”

　　“三年级。”

　　“好极了，念一段给我听听。”说着，总理就拿起了摊开在桌上的一本英文小说《外科解剖刀就是剑》(The Scalpel, The Sword)。

　　薛福虽然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但不仅拿书的手中抖得厉害，并且一开头就念错了。总理和蔼地纠正了他的发音，一直听他念完一段，又走向另一位同学。

　　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朱行言看到周总理向自己走来，蓦地站了起来。总理看见他桌子上摆了唐诗、杜诗等好些书籍和《词海》，便亲切而慈祥地问道：

　　“几年级了？”

　　“二年级。”

　　“喜欢写诗吗？”

　　“喜欢，但是写不好。”

　　“正在研究杜甫诗吗？”

　　周总理一边翻看朱行言身前的《杜甫诗选》一边问道。

　　“不是研究，正在复习文学史，准备考试。”

　　“呵，快考试了，很忙。”

　　周总理边微笑地说着话，边向阅览室外走去。出了阅览室，周总理想到图书馆楼顶看一看学生劳动锻炼的情况，恰巧管钥匙的工作人员没想到总理会想去楼顶，所以没带通往楼顶的钥匙，他急忙张罗先给总理拿把扶手椅，请总理坐下等一会，周总理微笑着说：“我不累。”当看到他急急忙忙到楼下取钥匙时，周总理又亲切地叮嘱说：“不要急。”等到他取来钥匙返回时，只见总理站在那里和冯文潜馆长谈笑风生，毫无不耐烦的神情。

　　从早上9时余，周总理一直不停在南开大学视察了七八个小时，直到下午6点才离开学校。

　　周总理虽然离开了南开大学，但在百忙之中，还一直惦念着母校，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遇到南开大学的师生，他都会委托他们代向全体师生问好。直到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见到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时，周总理以高龄抱病之躯，仍表示“代我向南开大学的同志们问好，将来有机会我还是要回到南开看望大家的”。

　　周总理生前待人亲切和蔼、细致周到是有口皆碑的，不仅仅对南开人如此。但是，只有到了南开，回到他的母校，面对他的同学及后辈南开学子，他才会有如家人般的无拘无束、随意亲和。南开学校培养出了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是南开的光荣，周总理对南开大学的关爱，是南开的荣幸。但对于今天的南开人来说，更应该把周总理对待人民和煦如春风，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风范，作为我们不竭的精神源泉。

（来源：南开大学校史网 作者张兰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