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考上南开大学中文系，当我住进新开湖畔那座二层楼的中文系学生宿舍时，有一件事让我这个十七岁青涩高中毕业生大惑不解：在宿舍公用的洗漱间里，学长一边洗衣服一边眉飞色舞地向新生们夸谈中文系主任李何林的传奇生涯：1926年投笔从容，1927年参加北伐并入党，随即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回乡参加霍丘暴动，暴动失败后遭通缉潜往辗转前往北京参加未名社，逐渐转型成为学者……革命家成了现代文学专家，成了我们的系主任！我们深深被李何林的传奇所吸引。

终于见面了！迎新会上李先生训话，只见他中等身材，衣着整洁，眉宇刚毅，目光炯炯，神采奕奕，语言坚定。我全身贯注地欣赏他的风采，以致他讲了什么竟没大听进去。我特别叹赏的是他那一抿若隐若现的微笑，自己少年以来关于大学、关于教授的梦似乎一下子在这高屋建瓴的智慧、刚毅而富于包容性的微笑中找到了归宿。散会后，我像被某种磁力所吸引，与几个老同学一起跟了李先生老远，并脱口而出地提了一个问题：“李主任，您说上中文系首先要好好读书，扎扎实实打好基础，难道搞点创作也不行吗？”那时我喜欢写点诗歌、散文之类，我是带着当作家的幻想上中文系的。先生驻足清晰而笃定地回答：“我讲过了，写点小时诗是可以的，但首先要认真读书，打好基础，要尊重知识的系统性。”尽管我当时并没有理解他的话的深意，但他的语言和有特色的微笑却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一个学者应该有自己明确的见解，并且能毫不含糊地坚持自己的见解。

后来，校园里又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以“教育革命为名”，让一部分师生在校园内筑土炉，到教室家搜旧铁器，用来“大炼钢铁”；让另一部分师生自己动手编教材。我这个才上了一年大学，没读过几本书学生被认为“笔杆子不错”，也被收进新教材的编写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先生呈现了他战士的良知，学者的风骨！

当年，在我那青涩的革命想象中，一个参加过起义、暴动的人一定应该是激进的。然而，由战士转型为学者的李先生却在新的大风大浪中首先表现出一种十分可贵的科学求是精神。他认为，停课炼钢铁、学生编教材、“单科跃进”速成法是违背教学规律的狂热之举，明确表示反对。虽然系主任职权被极大限制，但他还是在不同场合反复据理争辩。有人批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秋后算账派”，他义正辞严地说：“不用等秋后，我现在就算！”在所谓“拔白旗”运动中，专业能力很强，已在全国显露峥嵘的汉语史专家马汉麟和成绩卓著的古典文学专家许政扬受到了批判。李先生对此极为不满，他公开说：“这匹马（指马汉麟）是匹好马！”许政扬先生身体不好，在批判会上当场晕倒。李先生见状气急万分，他对会议主持者愤怒地说：“我一再地说过，不能这样做！看看，果然出问题了吧！” 当时，我坐得靠前，许先生晕倒后苍白的脸与李先生激愤中通红的脸形成鲜明对照，至今宛然在目。“人才难得”是李先生常说的一句话。在对马、许的批判会之后，他沉痛地说：“如果把他们斗垮了，再找这样的人就难了！”

然而，批判的火终于烧到了李先生自己头上，他的这种既要管理系务、从事教学科研，又要担当被批判着角色的情况长期地延续着。如果说多次批判会我只是作为听众参与，那次我作为发言者参与的批判会却使我终身难忘。肤浅、幼稚的我服从组织安排卷入了“大批判”潮流。批判会在图书馆四楼召开，我将需要引用的经典在拐手椅上依次排开，铿铿锵锵、洋洋洒洒，做慷慨激昂状。抬头偶然与李先生四目对视，发现他正坐得端端正正地注视着我，脸上依然显露着那寓意深沉的微笑。我觉得他似乎并未特别注意我讲的内容，而是主要在品味我发言时的神态。我似乎体味到一个长者对幼稚晚辈宽厚的体谅。心中突然感到莫名的空虚和羞愧，有一种类似儿时对大人说了谎的感觉……两年后，我毕业被留系工作。又一次单独见到他，向他对那次批判发言表达了愧意。没想到他却说：“从那次发言我感到你思路清晰、语言表达能力较好，好好培养一下，是个做学问、搞教学的材料”这就是李先生的胸怀和目光。系里一位教师也曾叙述类似的经历：他遵命写了一篇批判李先生的长文，写后却有点“良心发现”，夜里悄悄到李先生加请求斧正。李先生像修改学生作业那样认真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说：“文章写得太长，句子仍然是那么欧化，有的地方批我批得不是地方，有些地方你根本没理解我的意思！”他总是站在高处来理解和包容参与批判自己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对他们从不介怀和计较。他曾很体谅地说：“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环境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那样做。”但是，对于批判中所涉及到的理论上、学术上的原则问题却是是非分明，决不轻易让步。他说：“年少气盛，所写文章可以理解，但并不是就是正确的！”当他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判中的一个小问题》在社会上和系内被组织批判时，他不因为系内被组织批判时，他不因为批判声势浩大而俯首就范，而是抗颜登台，据理力争。每次批判会，哪怕大标语从天花板一直挂到地面，哪怕批判声炸响楼宇，他都是整齐着装，自持小壶和水杯，昂然登台，甚至公开发表《我还要固执己见》的文章，抗直之气，震撼文坛。若干年后他八十大寿时，北京的学生给他写了一个“吾爱吾师”的横幅，他却笑着说：“还有后半句呢，‘吾尤爱真理嘛’！”可以说这是他最简明的自我总结。

对待自己的问题坚持科学求实态度，对待他所经历的历次批判运动，他也敢于冒大不韪持同样的态度：批胡适时，他说，从政治上批判胡适的同时，也要正确估价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和他对新文学的贡献。在批胡风时，他说，胡风历史上还是进步的，抗日时期它主编的《七月》就是很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批《早春二月》电影时，他发表论鲁迅《< 二月>小引》的文章，实际上是提出了不同看法……再后来，他自然是难逃厄运，但他都坦然处之。在劳动队里，他总是昂首挺胸，干活一丝不苟，甚至用手抠出学生宿舍厕所中干结了的粪垢。虽然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历尽折磨，但当他1972年被宣布解放时，他立即夜以继日地赶写出一份“教改方案”，并请求亲自执行……他就是以这样的不趋时，不媚俗，在大风大浪中坚持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形成了对于战士和学者来说都十分可贵的“李何林性格”。“南开有个李何林”，在京津高校和社科界知识分子中，“李何林性格”受到大家的敬重，被广为传颂。李先生逝世后，我的古代文论导师王达津教授泪眼模糊地说：“他在政治学术方面，总是坚持真理，不做墙头草。他的正直无私品格和写的字一样，从来是方方正正，一丝不苟。”王先生的肺腑之言代表了人们的共识。

“李何林性格” 也突现在他的学术建树之中。他出生在文化传统深厚的安徽。青少年时代即在古文学习中深受朴学熏陶。大学上的是生物系，又接受了近代重归纳、重实证的科学方法论的教育。参加起义和暴动磨砺了他的战士意志，却并没有让他丢弃科学求是的精神。转型为学者后，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便以革命精神与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学术风格成为了我国最早科学总结“革命文学论争”的理论和历史的专著。1939年所著的影响巨大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则开启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研究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料之先河。它重视原始资料，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叙史形式对修治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起到了奠基作用。解放以后，鲁迅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不同的人往往按自己的需要来解读鲁迅。李先生在建立鲁迅研究学科和由他开创的从本科到博士的鲁迅研究教学中便一再强调“不要看风使舵，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 不管是在南开还是1975年后调到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主持工作，他都为保证鲁迅研究和教学的正确航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还强调要对鲁迅著作的思想艺术作详尽的解释和阐发，注意普及，让鲁迅成为广大人民的精神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何林性格”中包含着自觉地以鲁迅的思想精华自律。

他认为要像鲁迅所希望的那样“为祖国”、“为将来”，“做民族的脊梁。” 他一生反复强调“人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脊梁”。他反复告诫大家千万不要做鲁迅先生说鄙薄的那种“像白蚁一样一路吃去的人”，而应该“踏踏实实工作，清清白白做人”。李先生自己便生活简朴，律己甚严。虽然身为老革命、大教授；却从不享受任何特权，甚至在调往北京工作后，出门开会还坚持坐公汽往返。

“李何林性格”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同事、对学生、对部下所表现的那种大爱。如果说他对待黑暗、邪恶和错谬之风所表现的是一种战士式的抗直，那么在这里他则表现为一种慈父般的细致、宽厚甚至温存。他不辞劳苦地关爱系里的广大师生，几乎每年都要遍访所有教师的住宅，并根据不同情况多方面进行关怀与指导。对于师生提出的问题，他坚持有问必答、来信必复，即使教师外调了、学生毕业离校了，他也如此坚持。在那没有网络的时代，他用自己有限的工资订了多份报纸，根据相关包含的不同专业内容编成剪报，分别插入教师的信袋。我留校工作后就多次从信袋中得到他亲手分发的学术资料。他努力以一己之力关心全系师生的疾苦，他常让家人给抱病的教师送药、送饭；他曾为新入学素味平生的病弱研究生订牛奶；他曾在寒冬脱下自己的棉鞋送给来自南方的贫寒学生……

1967年夏天，我要在原住的单身教职工宿舍举行婚礼，无非是请同事们来聚一聚，吃吃糖果。出于一种良知的趋势，我竟来了点“任性”——对已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过我的老师也发出了邀请。当时我想他们是不会来的，我只能仅仅心意罢了。结果，老师的确大多没有来，然而李先生却神采奕奕地准时光临！他还手持两本《毛泽东语录》做贺礼：一本是中文的，一本是英文的！他是在不言中劝勉我不要再混乱中浪费光阴，哪怕学点外语也好！他自始至终端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两颗糖，微笑而不言语。我注意到，李先生此刻的微笑亲切、朴实而透明，满盛着父亲般的慈爱！相处16年，我终于在特定时刻看到了“李何林性格”的最深刻的内涵。而他那一刻的微笑便在我心灵中树起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