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倪庆饩，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英美文学教授。1928年出生，湖南长沙人。1949年毕业于曾被誉为“东方哈佛”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947年开始从事翻译，翻译发表了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契诃夫的小说《宝宝》等。毕业后先在北京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工作，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外文系，70年代末调入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任教后重拾译笔。尤其擅长诗化散文翻译，出版译著《史蒂文森游记选》《英国浪漫派诗选》《小泉八云散文选》《绿厦》《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鸟和人》《苏格兰旅游回忆》等20多部。在中国翻译史和英美文学研究方面亦颇有建树，发表论文多篇。

倪庆饩先生在南开大学寓所中

记者/韦承金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倪庆饩先生的译介，许多英国文学大家的散文经典，中国读者至今都不能读到。

　　《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威廉·亨利·戴维斯)、《鸟和人》(威廉·亨利·赫德逊)、《苏格兰旅游回忆》(多萝西·华兹华斯)《水滴的音乐》(阿尔多斯·赫胥黎)……耄耋之年的倪庆饩先生，还在源源不断地推出一部又一部新的译作。他的译作，近几年引起读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读书》《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图书评论》《羊城晚报》等报刊都发表了评介文章。

　　虽然勘称“译作等身”，然而广大读者对“译者倪庆饩”仍不甚了解。甚至对于这位曾被学者喻为“南开的门面”甚至“中国翻译界的劳模”的教授，在其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的南开园，也没有多少人注意他。所以寻访倪庆饩先生却颇费了一番周折，打了几个电话，均告“查无此人”。这令我心中不由生出“寻隐者不遇”之感。

　　七拐八拐的，才终于联系上倪先生。穿过南开大学西南村的几条小巷，在一排白蜡树后面有一栋年代久远的四层红砖老楼，老先生便住在这里的三楼。起居室兼做书房，陈设十分简朴，虽是水泥地板，但十分干净利索。整一面墙的大书架，在没有书架的那面素白墙上，点缀着的一两幅油画，连同那窗前的摇曳树影，颇为这间略有些幽暗的老屋增添了几分灵动的自然之趣。

　　老先生神态朴素而清俊，不太善于言辞，但我们话题切入“翻译”时，他打开的话匣子再也没收住……

　　从“译”之由

　　倪庆饩最早发表的译作是希曼斯夫人的诗《春之呼声》， 1947年刊发于上海《中央日报》副刊上。那年，他正就读于有“东方哈佛”和“外交人才养成所”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当时倪庆饩虽年仅19岁，但已经接受了多年的古典英语的熏陶——从圣约翰大学附中到圣约翰大学，倪庆饩一直接受的是全英文授课。

　　在圣约翰大学英语系，倪庆饩上得最多的课是文学课，“课程都是按专题设立的，如莎士比亚专题课、英诗专题课、小说专题课等，系统而深入地介绍英语语言文学史上的那些重要作家及其作品”。

　　教课的多是美籍教师，战乱时也有从中国北方的大学转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书的著名教授，如王文显、司徒月兰等。王文显曾任清华大学代校长、外国文学系主任，是中国现代戏剧的重要先驱之一，曾有学者认为当年曹禺从南开转学到清华，一半是冲着王文显的。而司徒月兰则是在教育界享有盛誉的英美文学家、南开大学英语系的奠基人。“司徒月兰教过我的英语基础课，她的英语发音挺好听的，讲得地道而流利。王文显教的是莎士比亚专题课，他讲课不苟言笑，然而有一种温文尔雅。而英诗、小说这些专题都是外籍教师教，他们的英语素养就不用说了，真是原汁原味。”这样的学习条件，让喜欢文学的倪庆饩如鱼得水。

　　对于文学尤其英国文学的深深喜爱，使倪庆饩有一种愿望——通过翻译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所得，并以此与他人分享英国文学之魅力。虽只是“学而习”的尝试，但大学时的译作却时而能见诸报端。

　　1949年大学毕业后，倪庆饩曾在北京短暂任职于某对外文化交流部门。后因患肺病而被迫离职回老家养病。1953年，他到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开始是在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十余年的教学与研究，让他“打通”了欧洲文学史的“脉络”，这对文学翻译工作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视野之基。

　　当时教学之余，也偶尔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但都是“零碎不成规模”的。正当倪庆饩想在翻译方面进一步“扩大规模”时，“文革”的来袭，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他在中文系教的外国文学课被批判为“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当时他觉着自己很委屈：“像雨果、狄更斯作品的价值，便在于人道主义精神，但当时讲这些，都是‘犯错误’的，那就真是没法讲了。”

　　于是，只知道温文尔雅，还喜欢在课堂上高谈阔论人道主义，而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的倪庆饩，只得转到英文系教语法了。虽然起初中文系的学生仍然追着将大字报贴到外文系来批判他，但那些枯燥的“主语、谓语、宾语、动词、名词……”逐渐为他筑起了临时“避风港”。

　　“文革”的遭遇时常让倪先生心有余悸，他因此得了一个教训：就算只是安守本分搞文学研究和翻译，也保不准哪天会被扣上莫名其妙的“帽子”。此后，他的为学处世变得更加低调了，他时常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出风头”。

　　倪先生重拾译笔，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调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之后。改革开放带来了文艺的春天，初到南开，他便开始在教课之余做一些翻译工作，当然，只是“试探性的”，因为“还是怕又挨‘批判’”，所以难免“有点战战兢兢的”，都是以零散的短篇为主。

　　倪庆饩先生虽然很低调，但还是引起了同事的注意。经同事张镜潭教授介绍，他认识了著名诗人、学者、南开大学原英文系主任柳无忌先生。柳无忌先生曾于20世纪30年代以26岁的年龄任南开大学英文系教授，一年后任系主任，延聘多名留美人才来南开任教，彼时南开英文系阵容之强，可与国内任何一所一流大学匹敌。上世纪40年代末后，柳无忌先生虽一直客居美国，然而一直心系南开。70年代后他曾多次回国，专程来南开会晤亲朋好友。

　　柳无忌先生对倪庆饩的译才很重视，上世纪80年代他当时主编的《英国浪漫派诗选》，其中“雪莱诗选”与“济慈诗选”的翻译，便由倪庆饩、周永启共同承担。柳无忌先生深受英国浪漫派诗人(特别是雪莱)的影响，他在耶鲁大学获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便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由倪庆饩来翻译雪莱，可见其对倪的赏识。

　　在南开崭露头角的倪庆饩教授，很快引起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著名学者朱维之先生的注意。他称赞倪庆饩是“年富力强的英文教授”“有丰富的教学和翻译经验”“译笔清新自然，足见功力”，并多次为倪庆饩的译著作序。

　　爱才心切，朱维之先生提出将倪庆饩教授从公共外语教学部调到自己的“麾下”——中文系工作。但考虑再三之后，倪庆饩觉得自己是拙于应付人际关系的那一类人，来到南开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之后，好不容易才刚与周围同事熟悉起来，此时若是调到中文系，势必又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人际关系，这太折腾了。另外，他认为自己不是南开毕业的，是个“外来户”，到中文系教外国文学也许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但可能会让被自己取代职位的那位任课教师感觉不舒服。

　　因此，倪庆饩虽然很感激朱先生的赏识，但最终还是婉言谢绝了他的美意。“我就想凭自己的业务水平站稳南开的讲台，不想出什么风头。”他想在教学之余安心读些书，搞搞翻译。

　倪庆饩先生部分译著

独辟“译”径

　　相比退休前的“小打小闹”，1989年退休后，他的文学翻译可谓“勇猛精进”。日积月累，倪庆饩先生至今已出版译著20多部。

　　细心的读者发现，他的翻译并非“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任性”，而是自成体系的——他的翻译对象主要是英国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经典散文作品，尤其擅长翻译“自然书写”的诗化散文。在当今世界盛行的生态思潮中，这些作品的价值日益得到彰显。而倪庆饩在许多年前就选择这类作品翻译，并逐渐形成自己的“译作系统”，足见其眼力之独到。

　　可以说，许多英国作家的散文经典，是经过倪庆饩的翻译，才让中国读者渐渐有了深入了解的。就算别人一时难以理解，倪庆饩仍对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在《格拉斯米尔日记》中文版序言中，不仅为多萝西·华兹华斯在文学史上标出了位置：“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奠基者，在诗歌方面是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和塞缪尔·柯尔律治(1772-1834)，在散文上筚路蓝缕，则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1771- 1855)功不可没。英国18-19世纪的女作家中，和简·奥斯丁、勃朗特姊妹、乔治·爱略特相比，由于我国缺乏介绍，她的光华不如她们耀眼，但她同样是一颗永放光芒的恒星，则是没有疑义的。”甚至以文学史家的远见卓识高度概括英国散文史：“在英国文学史上散文的发展，相对来说，较诗歌、戏剧、小说滞后。如果英国的散文以16世纪培根的哲理随笔在文学史上初露异彩，从而构成第一个里程碑；那么18世纪艾迪生与斯蒂尔的世态人情的幽默讽刺小品使散文的题材风格—变，成为第二个里程碑；至19世纪初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自然风景散文风格又一变，开浪漫主义散文的先河；随后至19世纪中叶，兰姆的幽默抒情小品，赫兹利特的杂文，德·昆西的抒情散文分别自成一家；此后大师迭出，加莱尔·安诺德、罗斯金等向社会与文化批评方面发展，最后史蒂文森以游记为高峰，结束散文的浪漫主义运动阶段，是为第三个里程碑；至此，散文取得与诗歌、戏剧、小说同等的地位。”

　　大概每一种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份鲜为人知的艰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脑还没普及，所有的译稿，倪先生都是逐字逐句地手写。译完后，再逐字逐句地抄一份投给出版社。出版过程也不是那么轻松，有些译著甚至多次辗转历经十几年才能够最终出版。

　　比如1984年翻译完成的史蒂文生《巴兰特雷公子》，倪庆饩先是交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本来已经通过了审核，将要排版时由于该出版社人事变动，又把它搁下来了。后来，这部译著曾得到著名作家、翻译家李霁野先生的推荐而寄给另一家出版社，但编辑复信称，该出版社只出版现当代作品，古典的东西不列入计划。于是，这部译著躺在书桌里沉睡了十年，直到1995年才得以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付梓。

　　上世纪90年代，倪庆饩就开始陆续翻译英国杰出散文家威廉·亨利·赫德逊的散文，但赫德逊的《鸟和人》直到近几年才等到它的“知音”。早在1935年，中国著名作家李广田在他的《画廊集》中，专文写到赫德逊和他的这本书(《何德森及其著书》)。机缘巧合，于2010年出版《李广田全集》的云南人民出版社，想找合适的译者来翻译此书。他们通过李广田的后人，找到了最合适的译者。此时，让他们惊叹的是，《鸟和人》的手写译稿已在倪庆饩先生的案头寂寞地躺了很多年，像是专门等着他们的到来。拂去封尘， 2011年，化身汉语的《鸟和人》终于与东方读者见面。

　　2011年对倪庆饩先生来说，可谓丰收的季节。除了赫德逊的《鸟和人》，倪庆饩先生还有另外三种译著出版：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和多萝西•华兹华斯的《苏格兰旅游回忆》、《格拉斯米尔日记》。这四种译著引起了中国文学界、读书界的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祝晓风在《读书》杂志(2012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的文章，认为这四种译著“可谓之曰2011年中国散文界或曰文学出版界‘倪译英国散文四种’”。

　　著名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和翻译家朱虹曾认为，除了诗歌、戏剧、小说传统，英国还有着伟大的散文传统，其丰富是难以简单概括的，“但若要指出一个主要特点，也许英国散文的嘲讽精神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而祝晓风在《英国散文的伟大传统》中则认为，读了多萝西·华兹华斯、赫德逊、戴维斯等人的散文，会感到有另一个散文传统，也贯穿在英国文学中，而其同样可称得上是伟大的。或者说，这也是英国散文之伟大传统的重要的一部分，“这些作品从另一个大的角度描述了另一个英国，表达了作家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同时也表达出对人本身的态度。这种态度，这种表达，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的价值观。而从另一方面讲，因为他们热爱自然，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这样才获得了一种反观社会、反观人性的立场，获得了一种反观的支点，才可能有一种超脱的气质。尽管未必是他们这些作家来直接地完成一种对社会、对现实的‘嘲讽’，但这种精神气质为英国散文赢得了一种洒脱的精神，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四季美景的审美，甚至对鸟的亲近，其本身未尝不可以就看做是对现实的一种温和的批评。热爱自然、审美自然，与‘嘲讽’社会、批判人性，从大的文学传统来说，其实是相关联的”。

　柳无忌致倪庆饩的信函

“译”进乎道

　　许多读者读了倪庆饩的译著深受启发，常常写了书评发表在文学和读书类报刊上。其中有一名读者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书评，对倪庆饩翻译的《格拉斯米尔日记》这样评论：“读这部日记，可以使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感到一些清静和爽逸，可以使心灵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得到一种净化与抚慰。应该说，多萝西给我们纷繁躁动的现代生活提供了某种借鉴：我们似乎忘记了还可以从大自然中获得意义和启示，从而对抗庸俗、畸形、冷漠的城市生活，保持心灵的健康与安宁。”

　　当然，直到现在，更多的读者并不一定注意到“译者倪庆饩”，而只是关注译著本身的内容，但倪庆饩对此并不介意。他认为翻译本身是一个幕后工作，译者并不需要很大的公众知名度。

　　从事这样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获得的物质回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少得可怜的稿费“不足为外人道”。而在现行的大学评价体制下，翻译乃至文艺创作都不算“科研成果”，不能成为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的条件，因此不能借此获得优厚的“科研经费”。

　　从所居住的老房子来看，倪先生的生活条件并不太好。诚如著名艺术史学者、翻译家缪哲多年前所言，倪庆饩先生“以译介英国散文为职志，七十好几了还愁米盐，然其志不辍”。

　　但在倪庆饩先生看来，为志业而执着求索，虽苦亦甘甜。翻译威廉·亨利·戴维斯的《诗人漫游记·文坛琐忆》给倪庆饩的启发是：一个身患残疾的穷诗人也可以从徒步旅游中找到乐趣和朋友。“我同意他的观点：要使人快乐，需要的东西其实是那么少。”而洋溢在史蒂文生《驱驴旅行记》中的热爱生活、不畏艰险的精神，使倪庆饩“自愧弗如又受到鼓舞”。

　　也许翻译侦探类、时尚类的作品能获取丰厚的稿酬，但他向来不屑于此。因为对他来说，如果翻译过程中无法获得精神的滋养，稿酬再多也是得不偿失的。这让人不禁想起《论语》中“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著名诗人、翻译家余光中曾说：“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倪先生对此深有同感，对他来说，一部又一部译作的行世，也标志着自己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深阅读”的心灵之旅。

　　多萝西在《格拉斯米尔日记》中，描绘了格拉斯米尔湖畔的湖光山色，其中有这样一段：“向远处望去，在阳光下飞翔的乌鸦变成了银白色；当它们向更远处飞时，就像水波荡漾似的在绿色的田野上滚动……”如此灵动的文笔，清新而自然，仿佛诗中有画。每个词句看起来都很简朴，甚至是口语风格的，但组合在一起却能体现一种诗意来。

　　虽然阅读的过程很“享受”，但翻译的工作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碰到《格拉斯米尔日记》这样“词浅意深”的作品，倪庆饩先生从未敢掉以轻心。有些作品甚至近乎口语风格，其词汇与句式看起来比书面语要普通平易，但要译得“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确非易事。“比如girl这个词，书面语可译作‘女郎’，或通译为‘姑娘’‘女孩’，口语则可译成‘闺女’‘妞’‘妹子’‘丫头’‘姐儿’等，但文学作品中的口语不完全等同于生活中的口语，是经过作家加工的口语，翻译如果在文体风格上也能跟原文吻合，就称得上是传神的译文，优秀的译作。”倪庆饩先生说。

　　倪先生觉得，对于翻译来说，“火候”十分重要，“译文读起来不能完全是洋文那样的味道，必须有中文的流畅凝练，但又不能完全地‘意译’，要保留点‘洋味’，这样才耐品——这个分寸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又是十分的难。”

　　他认为好的翻译家必须具备很高的中文功底和文艺素养，诚如傅雷所言：“一个成功的译者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著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很多时候，东西方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学作品在精神层面是相通的。要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一定要读中国古诗文。那些丰富而凝练的词句，在翻译中随时可以派上用场。”倪先生喜欢读苏东坡、归有光、梁启超等的诗文。其实早在圣约翰大学念书时，他就选修了中文系的一些课程，如中国文学史、杜诗研究等。

　　有了这样的中文功底，倪先生在翻译外国文学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正是基于此，柳无忌先生才郑重地将其在北美具有广泛影响的英文著作《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交给倪庆饩翻译成中文。倪先生至今还珍藏着柳无忌当年在美国收到译稿之后的复信。柳先生在信中说：“《中国文学概论》译稿在阅读中，文笔畅通流利，至佩。现尚未读完，惟根据所阅各章，并无问题……”

　　虽然倪先生所翻译的对象，都是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但他并非对其一味赞美，对其得失，他有自己的主见。比如，他对卢卡斯的看法是：“他写得太多，有时近于滥，文字推敲不够，算不得文体家，但是当他写得最好的时候，在英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地位是毫无疑问的。”而对于自己十分推崇的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倪庆饩认为：“我并没有得出结论说赫恩的作品都是精华，他的作品往往不平衡，即使一篇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由于他标榜搜奇猎异，因此走向极端，谈狐说鬼，信以为真，这样我就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有所取舍。”

　　正因为眼界高，所以倪庆饩先生时常感叹“‘译’海无涯”，每当翻看自己从前的译作，他总能发现不足，于是他总没法“消停”下来。

　　在长期的外国文学教学和翻译实践中，倪先生还开辟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他的研究方向侧重于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是个冷门的研究方向，很少有人问津。但我觉得通过这个角度可以管窥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当代意义。”倪庆饩颇有远见地说。在这方面他曾发表过《我国历史上翻译制度的演变》《晚清翻译概略》《明清之际我国的科技翻译》《严复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多篇论文。

　　闲时，倪先生喜欢听舒伯特、贝多芬的音乐，欣赏莫奈、毕沙罗、西斯莱等印象派画家的画册。他觉得，文学与音乐、绘画确是相通的，能够直抵人性的本真。最近他还着手自学德语，仅仅因为喜欢读海涅的诗：“虽然冯至的翻译很好，但我还是喜欢读原作。”

　　临别了，倪先生赠给我今年出版的一期《散文》(海外版)双月刊杂志，这本杂志有个栏目叫“海外佳作赏析”，该期赏析者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名作家谢大光先生，他所赏析的是布罗斯的《四月的气息》和小泉八云的《草百灵》。

　　谢大光所赏析的这两篇散文，译者分别是“林荇”和“孟修”。

　　“‘林荇’‘孟修’一般人都不知道是谁。”倪先生稍微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神秘而自得的微笑，“其实那都是我的笔名。这两个笔名我用了好多年。我还用过别的一些笔名，有的因为长时间不用，连我自己都忘掉了……”(本文摄影/韦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