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南开大学迎来了百年校庆。在百年历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始终是南开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学人，“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校歌唱响海内外。南开大学以其在海内外巨大的影响力和为国家、民族的卓越贡献，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引来四面八方关注，南开大学特与《今晚报》联合主办“南开大学100年”征文，旨在从多侧面、多角度讲述南开故事、传扬南开精神，同时厘清、钩沉南开大学创建、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关文献档案、人文故事、亲身经历等，均可组织成文，欢迎海内外南开人、南开人的亲属友朋以及关注南开大学的作者惠赐佳作。来稿择优在《今晚报》副刊、专刊发表，连同部分未发表作品，适时编印成集，纪念南开百年。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nkdx100@126.com。

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

叶嘉莹 口述 宋文彬 整理

　　我与南开大学的因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回国教书，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为什么要来南开教书。

　　我在海外多年，每当我讲到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二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这两句诗的时候，内心总是非常感动，几乎要落下泪来。因为那时，我真的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回到故乡。1970年，中国和加拿大正式建交。我想，国家之间已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了，我还不能回去吗？1973年，我开始申请回国。我第一次回国，是在1974年，那时，我非常兴奋，写下了一首长诗《祖国行长歌》。1978年春，听说大专院校复校，我立刻给国家教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利用假期自费回国教书。1979年得到了批准。

　　我之所以要回国教书，是因为诗歌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是带着生命的力量的，给后来的读者甚至听讲者都会有很大的启发和感动，而西方人是没有这种生命的共鸣的。

　　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国家教委安排我去北京大学教书。后来，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先生邀请我去南开大学教书。李先生是我师长一代的前辈学人，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好友，和我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结束了在北大的课程以后，便来到南开。

　　南开中文系为我安排的课每周上两次，每次两小时。上课的地点是主楼一楼东侧那间约可坐三百人的阶梯教室。当时，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维之老先生，他是一位学养过人的忠厚长者。那个时候，很少有从国外回来的人讲课，我就按照我讲课的习惯“跑野马”，同学们听得非常认真，反应也非常热烈。来听课的人不仅坐满了整个教室的座位，而且连讲台边和教室门口都是人。有时，我走进教室和走上讲台都很困难，于是，系里就想了一个发听课证的办法，只允许有证的人进入教室。有外校喜欢古典诗词的同学为了能来听我的课，还制作了假听课证。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从U.B.C.大学退休，但只要三月底一停课考试，我马上就回到南开大学教书，至今已经在南开执教有四十年之久了。

　　1993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聘请我任所长。最初，研究所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教室，更没有经费，只能借用东艺楼内的一间办公室工作。后来，温哥华一位热心中华传统文化的实业家蔡章阁老先生，听说这个情况后，出资为研究所建立了与文学院结合在一起的大楼。我为了对蔡先生及南开校方表示感谢之意，也决定把我从国外领到的退休金的一半——十万美金(当时约合人民币一百万元)，捐赠给研究所设立奖学金。

　　2000年，我应邀参加澳门大学举办的国际词学会议，在会后的宴请席上，与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夫妇同席。沈先生即席提出要为研究所捐款，不久便从澳门邮汇过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研究所购买书籍及设备之用。从此，研究所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近年，沈秉和先生和加拿大华侨刘和人女士分别捐资各一百万元，与南开校方合资为我修建了迦陵学舍，我真的是感谢。我说过，我不要私人的住房，但我要一个讲学的地方，就像古代的书院，可以在里面讲学、开会、研究。现在学舍已经建成了，我已经把我所有在海外讲课的录音、录像以及研究资料装在150个纸箱中都运了回来，我希望自己还能够有短暂的余年，协助爱好诗词的学生、朋友们把这些录音、录像的资料整理出来。

　　2018年6月，我将北京及天津的两处房产出售所得的1857万元捐赠给了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我还将把我的版税、稿酬也捐赠给南开，支持传统文化研究。

　　我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给我机会，使我“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一点愿望，在南开园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