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祚著

南开大学档案馆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出版社整理

四子锡祜殉国

　　天津事变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事变发生，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总动员令，除了那一小撮自私自利的败类甘心认贼作父、充当汉奸之外，其余全国人民无不一心一德、决心抗日。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他们有最新式的武器，在三个月内准可以灭亡中国。岂知他们是害了色盲症，没有看到中华民族的士气是如何的旺盛。这个民族确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是一头睡狮，一打就把它惊醒起来了。也正如三合土，本来是一盘散沙，但是一经捶打，越打越实在，越打越坚固。这场中日八年大战，对中国来说，是得失参半。一时的生命财产损失是不可以数计，但是若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整个民族得以保全。

　　战争展开之后，王夫人率领三子锡祚和长孙元竞辗转逃到南京来，一家相聚，悲喜交集。因为南京天天被日机轰炸，先生就决定入川，抵达重庆之后，定居在沙坪坝南开中学里，南京的蒋介石听说先生已到达重庆了，就把先生四子锡祜殒命的消息电告给他。那时正是九月初的天气，重庆气候炎热，先生正坐在门前乘凉。接到电报，看过之后，递给我道：“你看看，老四殉国了。”他的声音镇定而又坚决，又沉默了一会儿道：“你看和你娘说吗？我看不必了，免得她太伤心。”那时我的心情是悲痛而又迷惑，仿佛是在梦中，睁着眼看着父亲的脸，只见他的脸上红涨，涨得发紫，两眼湿润，但是竭力压抑着，不让一滴泪水流出来。接着又慢慢地说道：“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先生在一个短短的时期里，国家破碎，多年的心血——南开学校被毁，幼子殉国，六十多岁的人，经受着这么沉重的打击，但是他的个性是坚强的，他没有被悲痛打倒，他把悲痛化为力量，努力地发展重庆南开中学，用教育救国的手段，和敌人作殊死斗，这就是他的一生，这就是南开精神。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一九三八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迁汉口，成立国民参政会，先生被推为副议长，力主国难当头，应同舟共济、消弭内争，合则力强、分则力散，号召国人团结抗敌。

　　是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将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后来又迁到昆明，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先生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共任西南联大常委，蒋和先生是老朋友，梅是南开中学第一班毕业生。先生力主三校合作到底，所以一直到抗战胜利，三校复校，始终是凡事和衷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