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开大学主教学楼的111教室，几位已步入花甲的老人，坐在当年熟悉的座位上，仿佛回到大学时光。这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几位老同学的聚会，距离他们第一次踏进南开大学的校园，已过去了将近40年。
老同学们还清楚地记得，1977年12月的天津，飘着小雪，冷得让人哆嗦。9日的上午9点，政治科目开考，这是天津在“文革”之后，恢复高考的第一考。
在武清某考场里的杨石，一拿到政治试卷，看到上面有“国家”、“剩余价值”之类的名词解释，心里犯了嘀咕：“这些哪里学过？”在这之前，杨石只有40天的时间用来复习。那年天津的高考作文题目是二选一，《他像雷锋一样》或者《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杨石选了前者，拼“书底子”的他，觉得语文考试没有吃力，甚至在考试前都没复习过语文。
当时还在河北省参加高考的王宇建，已经24岁了。在考试开始前，监考老师叮嘱考生们要仔细审题答卷。按比例计算，这整个考场可能只录取一名同学。王宇建没日没夜的复习，让她在高考的时候答题非常顺利。她至今仍能记得，自己语文93分，政治89分的优异成绩（满分均为100分）。
高考第二天要考的数学，是令许多人最怵的一门。当时已是语文教师的杨卫东，考完数学后便对这次高考失去了希望。他沮丧地说，自己费了半天劲复习数学，考场上却连尺子都没用上！杨卫东想要弃考最后一门的史地科目，一同前往考试的小伙伴儿们却劝他考完：“高考报名费花了2块，挺贵的，你才考了1块5，千万别浪费了！”
1977年的李建设，一心只想当记者，但当时的高校还没有新闻系，他思来想去，觉得报考中文系应该离记者这个职业最近。谁知，拿到录取通知书进入大学校园，他发现班级里诗人、文人太多了，而自己根本不是学中文的料。大三时，李建设转入社会学系，但他却给这个班级留下许多流传至今的“金句”，比如他点评现代诗：“诗歌就是一半有字，一半无字。”
滕锦然说自己1974年在部队和1976年在工作单位都未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恢复高考给了自己选择的机会，才得以实现了大学梦。
沉寂十年终于恢复的这一次高考，让77名同学的命运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产生了交集，这个集体在校园里显得很特别。同学卢治安在回忆文章中曾写道：“我们是这个多难的民族走出梦魇后的第一批南开学子，我们是南开走向新时代的第一批南开人。”图为卢治安的准考证。
这个集体中，年纪最大的是“文革”时期的“老高三”，也就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最小的同学刚好是1977年高中应届毕业，之间的年龄相差了13岁。虽然年龄跨度大，但仿佛久旱逢甘霖，学生们对学习的热情高度一致。
据王宇建回忆，当时的学生大多数时候都只穿梭在宿舍、食堂、教室之间，还会用书包、本子在自习室占座位。“可以说自习室占座的风气是从我们那时就有了。”有一次，王宇建碰到了同学陈建平，她说自己要去给女生宿舍换个灯管，陈建平却向她竖起了大拇指：“真是太佩服你了！居然还牺牲自己的时间给宿舍换灯管！”
当时，学生们学费全免，每个月最多能领到19块5的助学金，虽省吃俭用但买书却毫不含糊，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就敢花掉11块3。毕业后，李建设在天津某高校工作，他和现在的大学生们接触比较多，总是感慨：“现在的孩子们喜欢比吃穿、比名牌，但我们那时候只比着如何学习。”
几位老同学再度回到南开大学，校园变化很多，许多趣事却记忆犹新。杨卫东说，当年的大中路，才真叫“大”，很宽阔，如今道旁树长高了，路却仿佛变窄了。而路旁的新开湖，以前还有同学偷偷地下水游泳。
当年的男生一号宿舍楼，早已被拆除，女生所住的七号宿舍楼，也变成了现在的文科创新楼。楼下还是有那么多自行车，但如今都是共享单车了。
学生第三食堂仍保留着原来的模样，连牌子都还没变。杨石拿李建设打趣，说他当年抄起别人的饭盆就理直气壮地开吃，全然不顾饭盆主人就站在一旁，嘴里还振振有词。
午后的食堂里，一对学生情侣坐在一起吃午饭，这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在老同学的记忆中，那时候经常有检查人员晚上打着手电筒，在校园里寻找正在交往的情侣。王宇建说，她还是从《红楼梦》里，得到男女情感方面的启蒙。
毕业之后，南开大学中文系77级的同学们被分配到国家很多重要岗位。杨石说，在那人才“断档”的十年，很多岗位虚席以待，求贤若渴。他们有人从事写作，有人从事经济，有人从事新闻……直至今日，成为中流砥柱。
如果没有1977年的高考，王宇建说她可能一直会在石家庄汽车修配厂干下去，“当时领导很重视培养我，也许我也能当个厂长什么的。”
如果没有1977年的高考，滕锦然说自己依旧不会放弃读书，她会继续学习，等待机会一直考下去。
如果没有1977年的高考，杨石开玩笑说，自己现在可能会是武清化肥厂的一名下岗工人。
但杨卫东却不愿意做这个假设，他说，并不是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而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命运改变了，所以个人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在校园里，几位老同学找到了当年77级校友们一同捐建的雕塑，名字叫作《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