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范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将财政的地位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战略高度，这对于财政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历经从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到现代财政论的转变，未来的财政学研究应围绕现代税收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科学的地方政府债务制度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综合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视角，审视和研究财政问题，找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之道。

　　童锦治在题为“流转税改革：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主题报告中谈到，营改增是我国税制史上的重大事件。营改增不仅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延长产业链，更是税收对生产方式的顺应和尊重，是税制设计理念的进步；增值税计算规范、征管负责，顺应了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协作的生产方式，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带动了经济的活跃与发展。他还指出，由于发票扣税法的采用，使得发票管理成为增值税收入是否安全的关键；而增值税的未来取决于其对未来生产方式与商业模式的顺应情况、未来生产方式下增值税的税收收入能力以及未来增值税的管理成本。

　　吕冰洋回顾了财政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提出了国际化潮流过程中财政学研究本土化的问题，并特别提到了南开大学经济学科开拓者何廉、李锐合著的《财政学》教材在将西方经济理论本土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他简要介绍了国际财政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理念，提出我国财政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指出财政学研究要成为真正研究治国理政的学问。

汪德华在题为“财政视角下的产业政策”的报告中指出，产业政策的中国特色一是全面布局的规划引领，包含环环相扣的规划体系；二是规模庞大的产业发展财政支持，形式多样，规模难以统计。他提到，政府投资基金是产业发展财政支持的新动向，主要支持外部性强、基础性、带动性、战略性特征明显的产业领域及中小企业创业成长。产业政策的讨论应当基于“典型事实”，财政学界责无旁贷；中国支持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规模尚是“黑箱”，打破“黑箱”关系到财税改革方向的若干重大判断；从产业规划到财政支持的“过程”与“效应”亟待研究，“财政资金注资政府投资基金支持产业发展”的新动向与新问题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