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由南开大学、南开校友总会、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从‘尚公•尚实’到‘允公允能’”学术研讨会——《严修纪念文集》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在天津成功举行。
张伯苓研究会及严修研究会副理事长，五度时空智库研究员，天津日报社高级编辑张重宪老师在研讨会上发言
“人类存在的普遍层面”这一概念是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扎尔卡在他新书《重建世界主义》中提出来的。扎尔卡指出：“人类不是一种抽象，而是使一个人认同任何一个人的原则……展示人类的概念，我们会看到一种普遍正义的观念，它的出发点在于将人类作为高于民族或国家的对象。”这种责任和权利“构成了人类存在的普遍层面”。
从人类存在的普遍层面，判断一种思想理念的价值，我以为至少应该有三个维度坐标，一是时间坐标，古今适用，也就是可以穿越过去——现在——未来；一是空间坐标，东西适用，也就是跨越东方和西方；一是超时空的维度，也就是多维度的融合。
一、“公能思想”的时间穿越
“公”和“能”是人类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要素。
这是《南开学子语境下的公能精神》（胡海龙，2020）一书记录的南开校友赵明大表述的观点，赵明大是蜀光中学1958级（今称“届”，下同），曾任北京出版社编审。他是李慎之（1945年任教蜀光中学，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谢韬（亦曾任教蜀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的学生。据赵明大说，谢韬曾特别强调，要大讲特讲张伯苓。谢韬当时有一个思想，就是张伯苓不仅仅是一个爱国教育家，“公能”也不仅仅是一个培养学生的方针。
赵明大认为，张伯苓提出“公能”，是他体会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即能够从整个历史发展中以及人类进化过程中找到“公”和“能”这两个要素。他的这个想法也受到老师谢韬的影响。
赵明大指出，人类社会出现后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是群居。而群居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公德。人类的第二次选择，是旧石器时代的自制工具。这体现的是能力。人类有了公和能这两个选择才存活下来。
人类第三次重大选择是农业，而农业是公与能的一次结合，既是群居协作又是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
人类的第四次重大选择就是工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公与能的第二次结合，这种新的能力促进了人类的重大发展。以后人类的每次重大发展都是公和能的结合，都发展出一种群居生活中的一种新能力，一直到今天所谓信息经济社会。
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所以，“公能”正好是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既有共同的行为规范，同时又拥有这种规范所需要的能力。公与能的结合，创造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
至于“公能思想”之连接未来，可以从未来教育的角度来论证。
新锐史学家赫拉利2018年出版了《今日简史》一书，其中在“教育：改变是唯一不变的事”一章中写道：不论我们自己还是下一代，到底该做哪些准备，才能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转变，应付种种极端的不确定性？才能帮助他在2050年或者22世纪的世界里存活，甚至大展身手？那我们该教什么呢？许多教育专家认为，学校现在该教的就是4C——
1.批评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2.创造力（Creativity）
3.沟通（Communication）
4.合作（Collaboration）。
不难发现，所谓4C教育，可以归纳为两种能力：一是创造性能力，一是合作能力。即“公能”。
2016年，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肯·罗宾逊在《让学校重生》一书中提出8C核心竞争力——
1.好奇心（curiosity）
2.创造力（Creativity）
3.批判性（Criticism）
4.定力（Composure）
5.沟通（Communication）
6.合作性（Collaboration）
7.同理心（Compassion）
8. 公民性（Citizenship）
也很明显，这8C核心竞争力涵盖了4C教育的内容，所以说，无论是面向未来的4C教育，还是挑战未来的8C能力，都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公能。
二、“公能思想”的空间跨越
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人类文化的所谓“轴心时代”，东方（主要是中国）哲学家与西方（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家在空间隔绝的情况下，几乎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
作为“公能思想”的渊源，《礼记·礼运》载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尤其是那句“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孔子在这里揭示了“个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这种个人的主体性显示的是“力”（能力），而自觉性显示的是“公”。
约略同时，在古希腊，当有人问苏格拉底属于哪个国家时，苏格拉底回答：“属于世界。”后来，西塞罗解释道：“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就是这个世界公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命题——美德即智慧。苏格拉底说：“如果美德是灵魂的一种性质，并且被认为是有益的，则它必须是智慧。一切事物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要成为善，就都系于智慧；所以推论下来，智慧就是使人有益的东西——二者相结合，这样我们就达到了结论：美德整个的或部分的是智慧！”
此外，“公能思想”之从学校（教育）扩展至社会（文化）乃至国家（价值）也是一种空间的跨越。
据《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张兰普、梁吉生，2021）一书记载，1948年1月1日，《南开校友》刊登作者李子英的文章。作者不仅肯定了南开校训“公”“能”二字是张伯苓一生创办南开教育获得的真理，更提出，要向政府建议把“公”“能”二字定为“国训”。乍一听，这是一个斗胆的建议，细一想，这其实是一个恰当的意见。在《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一书中，不止一个媒体，不止一个作者，将南开校训与当时的国情（例如腐败）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两字真言救世良药”。
其中，还记载着一件有意思的轶事：在重庆南开学校升旗台对面的草坪上，就有着极其醒目的八个大字：“日新月异，允公允能”。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人恶作剧，趁夜晚无人，在允字上添了两笔，第二天早上“允公允能”变成了“充公充能”，一时传为笑谈。当然，南开学生讽刺的不是学校，而是社会现象。
据民国《立报》1948年7月16日的报道，张伯苓就任考试院长之日，对新闻记者谈今后登庸政治人才，须注重“公能”二字。他说他在“南开”就抱定这两个字来造就人才，今后当把这两个字扩展到考试院的工作上去。报道说，这话好像“卑之毋甚高论”，实际却具有大道理。中山先生曾标举“天下为公”四个字，让大家去遵行。前代地方官衙门，当立有“公生明”的石碑，都是一理。任何人任何事，能做到“公”，自能消泯一切纠纷。……公的好处大矣哉。至于“能”，更是政治家的必备条件，中国素年便注重政治效率，周公的“多才多艺”，便是有“能”，能就是能干。惟其能干，所以能够发挥高度的政治效率。后代每逢有能的贤者当国，政治便清明，反之便昏暗。历史实例，不胜枚举，云云。
1949年12月，张伯苓在告别重庆南开中学师生时写道：“南开教育，特重‘公’‘能’。惟‘公’故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惟‘能’方克事无不举，举无不成。今新民主主义教育，目的乃‘为人民服务’，而欲为人民服务，自必须要有服务之本领，则‘公’‘能’训练，与新教育之主旨，亦相符合。现当社会组织、教育制度全面改造之时，希望将此‘公’‘能’二字，加以新的诠释，并求彻底实施……”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国训”呢？我以为实际上是有的，那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并手书镌刻在我们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大门影壁上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我也相信，把这五个字作为“国训”是没有人能够反对的。正如在张伯苓先生阐释的那样，可以成为国训的“为人民服务”与“公能”的主旨——“为人民”即“公”，“服务”须“能”——是完全符合的。
而现在“国训”的另一个参考选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涉及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共24个字，从中亦可归纳出二个字：公能。
天津南开中学1950级校友、中科院院士刘宝珺在2018年曾指出：“现在价值观什么的，字太多了。‘公能’这两个字挺好。它那个有局限，‘公能’没有局限，可以随便放大，而且越来越深。”
南开大学原校长、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在《别有中华》（司徒雷登，胡适等著，张昊苏，陈熹等译，2019）一书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他写道：“这些广泛的内容，大大超出了张伯苓先生本人之所言所行，作者是如何将它们与“南开的张伯苓”联系起来的呢？”
龚克校长发现，这本书的原版书脊，给出了一个重要提示。这本由外国出版社出版的原著，全书没有一个汉字，连张伯苓的名字也未给出汉字。然而，在原版的书脊上，在书名There Is Another China的上下方，各印有一个汉字，一为“公”字，一为“能”字。“公能”二字，正是南开教育的核心理念，张伯苓校长称“公能”二字为南开一切教育训练活动的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龚克校长指出，正是“公能”二字，将一个人（张伯苓）、一所学校（南开）和一个国家（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公能”精神，是张先生的精神，是南开的精神，也是中国的精神。
在这里，我们似乎有必要做一个自然而然且顺理成章的补充——在联系方面，“公能”也因此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在精神方面，“公能”也因此成为了在人类存在的普遍层面具有独特价值的思想。
三、“公能思想”的多维度融合
“公能思想”的多维度融合是在超时空的境界下实现的。
爱因斯坦创立“统一场论”，试图描述和揭示物质相互作用的共同本质和内在联系，显示了对物质世界的统一和谐的坚定哲学信念和竭力探求事物内在本性的顽强欲望。虽然，爱因斯坦最后没有形成定论，但他留下的思想仍然是物理和哲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而从中国传统哲学中“一”的思想来审视，统一场论是完全成立的。例如，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宇宙中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因素，天理、地道、人心合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似乎就是中国哲学的“统一场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世界，万事万物，兼容共生，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复杂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的创建者、当代法国哲学家莫兰在他的新书《整体性思维——人类及世界》中写道：“对于宇宙的产生，我们现在所知的重要的是，我们所在的宇宙有诞生，它有一个历史。经过一个巨热阶段，基本粒子开始形成，然后基本粒子相互结合或相互摧毁。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假说是，几乎从宇宙诞生起正物质粒子就摧毁了反物质粒子。相互结合的物质粒子形成了原子开始时是最简单的氢原子，然后是复杂的原子。”只有相互融合的物质才能生存和进化，而只有本质相同的物质才能融合。这种微观的微妙的融合，无疑是根本性的，却又是不易察觉的，因此要特别加以显微。
例如，中国士人“入德之门”的《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仕途的展现，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自外而内又自内而外的循环系统，非常清晰地构建了一个从个人身心到家国天下的转化共生机制。要之，公与私是化生在一个体系里的。
如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成为一种“世界伦理”。而其中不仅显示着道德，还蕴涵着智慧。因为另一被普遍接受的伦理是：物极必反。先秦《鹖冠子·环流》说：“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按：饰通饬。整饬，整治）此即：不与人为善，即与己为难。
“公能思想”中公与能的关系也是公与私的关系，也是公与私概念的互在融合。
爱因斯坦于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的演讲中指出：“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
另外，也不难理解的是，“能”首先是个体的产物，尤其是创造性能力。诺贝尔奖的评定强调从集体研究中界定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个人。诺贝尔奖组委会秘书格兰·汉森说：“毕竟，个体才能做出发现，而不是组织。在组织和机构变得愈发重要和有权力的时代，从中辨识出真正具有创造力并改变了世界的个体也变得愈发重要。”
爱因斯坦也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及其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卓越的东西，而群体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觉上也总是迟钝的。”而我们知道，“感觉知觉是一切研究的出发点”。
1948年，张伯苓在给公能学会的建议中提出“公能奖”。他说：“我们可以设一种公能奖——奖状、奖金、奖品都可以。要紧的是，能表现公能精神最显著的人，大家赞扬他，鼓励他，使他更加努力，使别人学他。假使有一天，公能奖有Nobel Prize（诺贝尔奖）那样的声望，那样，南开公能教育的力量，岂不又加了十倍、百倍。”
“公能奖”在世界视域下提出，其本身就自信其有普遍层面的内涵与外延。“公能奖”是张伯苓先生的一个遗愿，也可能是我们在未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能思想”在人类存在普遍层面价值的一个快捷键。
总之，“公能思想”不仅使南开教育成为领先于自己时代的教育，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还会超越历史时代，成为我们今天通过教育完成民族文化复兴、促进国家昌盛以及在世界业已开始全球纪元、人类不断揭示文明价值共识的时空维度下构建人类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