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龙：“生活南开”与“社会南开”

来源：严修研究会 更新时间：2022/04/21 阅读次数：

4月10日，由南开大学、南开校友总会、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从‘尚公•尚实’到‘允公允能’”学术研讨会——《严修纪念文集》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在天津成功举行。


张伯苓研究会理事，湖北公益创新研究会理事，《口述津沽：南开学子语境下的公能精神》一书的采访、整理者胡海龙老师在研讨会上发言。


今天会议，个人不揣浅陋谈六点，重点在第五点“老校友口述史项目”和第六点“‘生活南开’与‘ 社会南开’”，请诸位师长指教。

第一点，公能思想是一个集体的思想。公能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对传统文化有传承也有全面的改造和创新。南开可能是全国唯一有自己原创思想体系的学校，南开的文化自信应该在这里。个人认为，未来老南开的价值会远远超过西南联大，原因是南开有公能思想。所谓“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公能不仅是校训，某种意义上是民族的“族训”。公能校训是张伯苓校长提出来的，但严修先生以及张彭春、喻传鉴、章辑五、雷法章、何廉等都为丰富公能思想做出了贡献，这方面以往的研究还存在空白。

第二点，严修先生与贵州。这次出版的《严修纪念文集》收录了贵州学者熊宗仁先生的文章《严修与近代贵州知识阶层的觉醒》，严先生担任贵州学政期间，无论是创办书院、开新学风气、培养人才、移风易俗，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他身后贵州出现了一个人才高峰。他在贵州积累的经验，对日后他在学部的教育理念和举措肯定是有影响的，很可能也影响到了南开的办学思路。贵州三年，让他有了南方经验、山区经验、少数民族地区经验，丰富了他办学的社会视野、历史视野以及地方文化视野。他这一段“开辟的经验”是日后南开pioneering spirit的先声，他也有理由被视为西部开发的先驱。

第三，大南开的校史研究。南开的校史是一个整体，重庆南开中学、蜀光中学以及重庆市档案馆等收藏了海量的有关南开的史料，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会收集的不同年级的通讯就有一千多册，但这些资料尚未得到系统利用，天津和西南地区的研究力量的整合也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西南联大研究已经建立了网络数据库，将来有无可能建立南开研究的数据库？

第四，南开与地方的研究。有些研究是可以做得非常深入的。如西南联大尤其是师范学院与云南基础教育，南开学校与重庆城市发展、重庆城市精神，再如郑通和与抗战时期的甘肃教育，“二汽”的奠基人饶斌与东风精神、十堰城市精神。如果结合地方校友会以及各省高校相关学科校友的研究力量，应该是可以出很多成果的，这对在不同省份弘扬公能精神、传播公能思想会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第五，关于老校友口述史项目。2020年年底，在问津书院、张伯苓研究会、天津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出版了三卷本《口述津沽：南开学子语境下的公能精神》，书中收录了四十多位南开老校友的口述，涉及了包括西南联大及附校在内的十一个学校，以重庆南开中学老校友为主。现在口述采访工作仍在进行。个人进入校史研究领域是以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其机缘有两条线。一是在基层农村从事公益实践多年，偶然想起南开的校训是“公能”，也有一个“公”字，会不会和公益有什么关系？从此开始阅读张校长的著作，发现他的思想与公益事业完全相通，而且操作性非常强。二是十多年前在互联网上发现重庆南开中学1949级（今称“届”）老校友陶恒生先生办的网站“南开通讯”（陶老的父亲是陶希圣先生）以及《四四萍踪》等级友通讯，了解到这些老前辈有着超强的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感，且工作出色，能力全面，多才多艺，会生活，善合作，可以说张校长讲的愚、弱、散、私在这些老校友身上是看不到的，这也证明南开教育改造国民性、改造文化是很成功的。以重庆南开老校友为主体的老校友群体，是张校长最后的亲传弟子，对他们进行记录、研究意义自不待言，对思想史研究都会有重要意义。重庆南开私立时期的年份下限是1952年，1952年毕业的校友现在都有88岁了，记录工作极为紧迫。

第六，“生活南开”与“社会南开”。原黄梅五祖寺方丈净慧法师曾提倡“生活禅”，我们也可以提倡“生活南开”的概念。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可以体现在、运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家庭生活中，朋友交际中，日常工作中，社会交往中，南开的一些价值观和生活理念如公平、公正、公开、平等、民主、活泼、幽默、包容、团结、合作、责任分担、共建共享、独立思考，这些都是可以践行的。南开的话剧、体育，还有一些“校园非遗”，包括游戏、野猿队、火棒舞、绰号文化等，也都是可以在生活中传承和创新的。上述老校友给我们提供了绝好的“生活南开”的榜样。

所谓“社会南开”，指的是在社会领域弘扬南开精神，造就“允公允能”的社会小氛围和公能的国民。张伯苓校长所谓“教育救国”，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社会教育。他说得很清楚，“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所以他预期的教育对象，不仅限于南开学校的学生，而应包括全民，南开体育就是面向全民的。比如公益事业，其本质就是社会教育事业。张元龙先生曾经谈到，南开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公益项目，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上的公益组织就是公能教育的社会延伸实体，是不挂牌的南开学校。建设南开，未必局限在南开系列校范围内，哪里有公能精神，哪里就有南开。依托公益实践直接从事社会教育，体制的限制比较小，和张校长治疗愚、弱、贫、散、私五病的初衷也更为切近。对于南开人来讲，有必要把学校公能教育和社会公能教育打通，校友创办的公益组织和从事的公益项目，理应得到广大校友的支持。适当的时候，是不是还可以成立南开公益校友会。

社会上的南开，还可以是企业。重庆南开中学校董卢作孚先生说自己“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在南开老校友中，创办台积电的张忠谋先生说，他一生的经营理念不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字；八十年代高雄港务局局长袁昌炎先生拟定的“强固团队精神,促进合作进步”等八项管理方针，其精神和公能校训也是一致的。公能思想与企业管理、企业社会责任、商业伦理都是值得研究、实践的课题。

前面谈到了严修先生与贵州。抗战爆发后，方显廷先生任主席的全国乡村建设委员会把总部搬到了贵阳，并在今惠水县建立实验县，南开又和贵州结下情缘。三十年代，南开大学对华北的乡村建设介入是非常深的，并且在本市的静海建立了乡建实验区。乡建前贤晏阳初先生、卢作孚先生和张伯苓校长是知交好友，他们三位对“民族之大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认识都是非常接近的。晏、卢二公的思想体系与张校长也非常接近，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思想也可以视为公能思想，他们的乡村建设、平民教育实践可以视为社会公能教育。

公能思想是知行合一的，今天的乡村振兴大业，南开校友不应该缺席，公能思想也不能缺席。南开可以建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