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由南开大学、南开校友总会、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从‘尚公•尚实’到‘允公允能’”学术研讨会——《严修纪念文集》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在天津成功举行。
张伯苓研究会会员，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讲师张昊苏老师在研讨会上发言。
《严修纪念文集》的多数文章之前已经读过了，但实体书还是刚刚拿到。卷首陈鑫老师的《严修研究的百年回顾》是一篇分量很重的学术史文章，读起来令人兴奋。
兴奋之一是，最近“整数”的纪念年份很多，今年还是张彭春诞辰130周年，去年是张伯苓诞辰145周年，也是逝世七十周年。到2024年，是南开学校成立120周年。
兴奋之二是，去年我发表过一篇《七十年来的张伯苓研究（1951-2021）》，与陈鑫老师此文对读，可以发现很多观点、思路不谋而合。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南开的“新百年”，从纪念角度也好，从学术研究也好，南开研究都到了需要进行阶段性总结，并且探讨下一时段的研究思路转向，乃至于范式转换的时候。
所谓“总结”，是指南开校史研究在基本资料、基本问题、基本格局等方面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如对南开校史的基本资料，严、张二先生的年谱、文集早已编纂完成，南开大学和各系列学校也出版过多种校史、名人录等具有总结性质的著作。其他重要的校史文献，也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挖掘、整理、研究，其他没有系统整理的，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
如对一些基本问题，如校训中“公”、“能”、“新”的思想内涵，校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人物、制度，已经有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南开校史的主干脉络和主要成就基本都得到了梳理和定位。
再如校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南开校史研究首先是近代教育史的一部分，有从高等教育角度，专门研究南开大学教育思想体系的，也有从南开系列学校大背景中为南开确立历史地位的。除了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者，也有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各领域的研究者参与其中。南开与世界、南开与天津、南开与体育、南开与爱国的关系，也有很多学者在深入研讨，近年成果丰富。
个人认为，在教育史，尤其是近代大学教育史这一角度，南开校史研究属于成果比较丰富，水准比较高的。尤其是近些年的研究中出现了比较值得关注的情况，从研究者的身份来说，有南开出身的、也有其他学校的学者，其中不乏国外学者——英文、日文都有相关著述；从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层面来说，那就是南开研究日益走向社会，不仅仅局限于南开学校内部，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新突破。
当然，以我个人的学习经历来说，作为南开出身的校史研究者，首先是因为学缘关系而关注南开研究。但是从南开的发展历史来看，其视野、影响从来都是立足于当地，而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校史不仅仅是一校之史，也是一国发展的缩影。不是南开的校友，也可能从南开的事业中得到启发，这是一种贯彻百年南开校史的、更为普遍的意义。
比如，1920年代后期，面对国家危亡，南开率先建立了东北研究会并编写了《东北地理教本》，率先系统地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野心。此书在前些年已经影印出版，从书中可以看出，这不仅仅是南开校内的爱国风气，也代表南开对中国的研究一直处在前沿地位。东北研究会对南开人和当时社会的影响，近年也有学者深入研究，如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就受惠甚深。
再比如张伯苓及张彭春的办学实践、社会活动，在天津当地和世界各国都有不同影响。如办南开，被誉为“与哈佛、雅礼（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其理念、视野一直是世界的。因此，在张伯苓七十寿诞时，以司徒雷登为首的十余位西方学者，用英文撰文为张伯苓贺寿，编成《别有中华》一书，这也是中国人首次得到世界学术界如此高规格的致敬。
从更宏观的视野观察南开校史，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进一步认识南开办学的思想特点及其历史成就。“公能”作为校训是30年代才正式提出的，但是“公能”思想中的核心内涵，在南开办学之初就已经确定了。而且，由于南开办学的旨趣从来不局限于一所学校，因此一直有很多并非南开学校出身的研究者、实践家，在不同领域将南开精神拓展、应用，这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比如，与张伯苓交好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等，都在教育以外的领域，提出了与南开“公能”教育思想非常类似的理论观点。当代也有很多南开精神、公能思想的支持者、践行者。这些话题都可以继续发微。
在此基础上，个人觉得接下来的南开研究可能在以下几方面可能会有新的突破。
一是对南开研究“互文性”的探讨。互文性是文学理论的概念，大意是每一个文本都不是孤立产生的，而是与所有的已有文本、话语有着或强或弱的关系。过去对严修、张伯苓等人思想，主要是“强互文性”的探讨，即研究他们直接受益于哪些人物、思想。现在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从“弱互文性”的角度出发，发现南开的一些核心思想理念，与历史传统、时代思潮的关联比较密切，并在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言说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回响。在此基础上可以勾连出南开的思想关系“网络”，并且为南开相关思想理论的解读、建设提供更多的创新可能性。
二是对南开研究“普适性”的探讨。这里是说南开研究不应局限于传统的“教育史”视角（尽管这个视角很重要，也是核心），其影响辐射于很多领域。比如说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南开经济研究所首先是一个得到世界学者公认的优秀学术机构，但是这个学术机构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实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实际上贯彻了南开“‘认识中国’、‘服务中国’为鹄的”的“土货化”办学方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康德利夫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价说，这不仅仅是对中国现代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亦是对整个世界的贡献。“中国有甚多可得于现代化者，而世界有甚多可望于一个自由、独立、强大的中国者。它(世界)不需要另一个美国或者另一个俄国。它需要一个可以保持中国特性、又利用美俄知识的新中国。惟其如此，其他国家才能利用中国的经验中蕴含的智慧，从中受益。”
除此之外，我们也发现，在社会活动、公益慈善等等领域，南开人、南开“公能思想”的贡献、影响也非常丰厚，其通过南开校友的活动与南开人物的著述，广泛传播于社会各界，这些内容都有待于更深入的挖掘与研讨。
（2022年4月10日研讨会发言，4月14日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