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由南开大学、南开校友总会、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从‘尚公•尚实’到‘允公允能’”学术研讨会——《严修纪念文集》首发式暨赠书仪式在天津成功举行

张伯苓研究会监事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副院长王昊老师在研讨会上发言

1944年，张伯苓校长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总结南开学校致力于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时，虽然提出以“公能”为依归，从体育、科学、团体、道德、爱国等方面着手训练青年，但并没有对“公能”思想做一番“前世与今生”的梳理。可是，作为南开教育理念的核心——“公能”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她是一种在实践中吸收了外来思想因素而被创设出来的？还是与中国思想传统有更深厚的因袭关系？虽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有研究者对其概念、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探讨，但“公能”大义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而且“公能”思想在表述上固然可以分别阐释为“爱国爱群之公德”和“服务社会之能力”，其实在思想性上，实则可与“知行”相互参照，合而论之。

进入21世纪以来，南开人对“公能”思想更是详加释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张鸿老师关于校训研究的专著就十分全面和系统地分析了“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及其与中华优秀传统的关系。但是，不少论者在理解“公能”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论及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传统的当代价值的时候，对这一传统则又略失敬意。其实，中国思想传统具有开放性、包容性，能够做到与不同的思想体系相对接，对外来观念和思想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向为什么能够在以严修为代表的传统士大夫身上得到积极回应，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20世纪初，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文化日益变迁，人们的观念日趋多元。张伯苓校长和当时大多数中国先进文化人一样，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就是中国文化人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中国文化还能否让他们安顿下身心？步入中年的校长，在面对中西思想激烈碰撞的时候产生了迷茫。他在归信自述中曾经有段话十分值得思考，即在归信与否的关键时期，张伯苓校长认为：“自揣名利不足以缚我心身，名利之外所愿成就之事，每至有初鲜终，缺少坚忍之力，他人亦然。”这种想法实则是儒家态度的反映，就是人活在世上，没法要求每个人一定要成就什么事业，而且所谓的成就也绝不能用外在的名利权位来衡量，人的真正成就是内在的人格完善。但校长还指出：“欲修善德，其境极苦，独力不支，必至中止。”这又说明，校长极希望把个人自我成就与整个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只是由于在时代转型的关头，个人的理想与社会整体发展趋向不能十分协调，所以导致了苦闷和迷茫。但在遇到青年会的西方友人后，张伯苓校长在办学过程中获得了他们的助力，让他感觉虽在苦境，却已不是一个人在独力支撑，有了可以依靠与团结的群体，因而对事业有了信心，以至于决心归信。这一史事对校长来说，当时的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归信诚然是一种觉悟，但他的人生转折并不是因为信道皈依而觉悟的，更大的可能，则是因为已经内化为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儒家观念所具有的通权变达的性格使然。

如果说，南开学校自创校以来，始终被视为一所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式”教育机构；那么“新”可谓是百年南开的不变的特点。作为新式学校的私立南开，尽管在教育教学上极具西化色彩，但南开的“新”绝非横空出世！其实在办学和育人的过程中，南开已将中国思想传统转化为看似“面貌一新”，实则从未“离经叛道”的现代方式。我们知道，以严修、张伯苓为代表的创校先贤实际上都是经历过中国传统教育，具体地说是经过儒家教育的人。我们承认，伴随着西风东渐，近代中国的文化人对现代西方的新知识、新观念、新价值不同程度地予以了接收，但在立身处世方面恪守儒家旧义者仍极为普遍。因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是反对或同情儒家的知识分子都曾是儒家文化的参与者”，“他们的生活经验中都渗透了不同程度的儒家价值”（余英时语）。南开学校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取向固然是求变求新，但这一特征实乃是由后人视角观察得来的。实际上，南开的办学思想或者说教育理念中，更蕴含了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转化的趋势和结果。可以说，“公能”思想是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

比如，在阐释爱国三问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张伯苓校长最后提到的“要认为中国人都是好人”这句话。为什么？南开人始终坚信，要通过教育使中国现代化。但是，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现象，如何去把握南开教育介入和实现现代化的程度？比较合适的办法就是把焦点放到对人的培养和对人的态度上。通过比较，我们希望得到的结果是，现代化成功发展之地区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些人对自己的人生、对民族和国家有怎样的想法和信念？他们对待生活和事业的积极态度如何促进了现代化？这些对正在进行着现代化的我们有何参考？

我们讨论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转化，其实也是在讨论中国文化传统的走向问题，看待文化传统或者是传统文化应从何处着眼？从民族性出发是一方面，也应更多地从现代性角度去考察。马克斯•韦伯曾指出“现代化需要伦理基础”，说明了从传统中延续而来的伦理的重要意义。张伯苓校长说要通过教育改变中国人“贫散愚私弱”的状态，看似指向的是民族性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说的人性问题，讨论的是伦理问题。百年南开的教育一直致力于发挥人的诚心与培养人的公心，这显然得益于中国思想传统基本信念的支撑，张伯苓校长那一句“得愿意中国人全都是好人”，不正是古典儒家所坚信的“人性善”之观念的现代回响吗？

儒家思想传统始终不离修己、治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对己对人都要真诚，真诚能引发由内而外的力量，让自己主动去做该做的事情，推己及人，从而引导更多的人去互动、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不也正是南开一直强调的自治、治人吗？南开人深知，人们的行为，特别是有利于社会、国家的行动，大都是被动的，如何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教育人要真诚，就是一把破解问题的钥匙。南开教育学生要真诚，用真诚引发学生们的内在力量，使他们主动作为。南开人认为，当一个人真诚待人时，也会促使别人、带领别人向好的方向去。所以在爱国运动的时代洪流中，南开绝不是靠喊响亮的口号来博取名声，也不是教导别人应该去如何做！而是首先强调我们南开人自己应该如何做！这才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榜样的作用。从当年南开人率先喊出：中国不亡有我！到当下新时代南开人再次呐喊：中国，有我！无疑证明了在对待人己、群己的关系上，南开人有不变的传统和认知，也是中国思想传统对现代最直接的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