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0日，陈鑫在“从‘尚公•尚实’到‘允公允能’”学术研讨会——《严修纪念文集》首发式暨赠书仪式上发言
今天会议的一个主题是新书《严修纪念文集》首发。很荣幸，首先由我代表本书的编者，简要介绍这本书的编辑初衷和主要内容，同时也汇报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一、《严修纪念文集》编辑初衷
《严修纪念文集》是由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和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共同编辑的。这本书的出版得到学校特别是学校宣传部的大力支持，被列入南开校史丛书，而且写入了学校年度工作要点。
《严修纪念文集》概况、目录
同时，编写这本书也被严张两个研究会当作重要工作。严修研究会是2019年由张伯苓研会和南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的，成立不到一年就赶上了疫情，以至各项计划的活动都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严修研究会和南开大学、张伯苓研究会一起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比如我们出版了《严修画传》，这可以说是第一部图文并茂的严修传记；出版了《严修集》，这是严修著作的第一次集中汇总，收录了严修的文章、诗歌，等等，这套书去年获得了天津市优秀社科成果奖。还编印了《严范孙先生手札》，是严修写给教育家陈宝泉的书信集。在这几种书之后，我们想，应该将一百年来的严修研究做一个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于是编辑了这本《严修纪念文集》。这几种书可以说是一个系列：《严修集》是让读者看到严修自己都说过什么，《严修画传》是我们怎么写严修，《严修纪念文集》呢，是一百年来大家怎么说严修。这是我们的编辑初衷。
二、严修研究的百年历程和《严修纪念文集》主要内容
这本《严修纪念文集》收录了40篇文章，写作时间跨越百年，可以说是严修研究史的一个缩影。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展现严修研究各个角度的主要成果，另一方面也希望对百年严修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一次梳理。严修研究的百年历程，总体来说，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撰写《严先生弟子记》开始到1959年，这40年中的成果主要是早期传记和纪念性、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但是从学理上进行研究的论文还没有出现。
第二阶段以1959年为起点。我们都知道周总理建国后三回母校，1959年视察南开后，他还约南开校友和天津市、河北省有关方面的同志便饭座谈，谈话间提到一件事，就是嘱咐大家支持严修的侄孙严仁曾先生编撰严修年谱。周总理说：“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认为，周总理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对严修批判的声音，说他是“带有封建性的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牌的改良主义者”。周总理的意思，是说封建社会也有好人，不应该做简单化、教条化的批判。这也标志着用唯物史观研究严修的开始。在这之后一直到80年代末，有多篇在新史观指导下研究严修的成果问世。对严修在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当然，这一时期的成果也有着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
严修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90年开始的。当时，南开教授申泮文院士给全国政协写了一个提案，题目是“给爱国教育家严修正名”。提案得到国家教委的答复，认可了严修对我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贡献，并且表示1990年严修诞辰130周年，南开大学将举办严修教育思想讨论会。也就是从这时起，南开开始每十年举行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严修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这一年，曾经得到周总理关怀的《严修年谱》在几经周折后，也终于正式出版，成为严修研究重要的参考书。这时严修研究逐渐受到学界比较广泛的关注，推出的成果数量远超前两个时代，有专著、有文献整理、有论文、有硕士、博士论文，还有各类文史文章。研究者不仅超越了南开、天津、河北、贵州，扩大到全国范围，还有不少海外研究，包括有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元多样。
到2019年，严修研究进入第四阶段，其标志就是严修研究会成立。正像前面所说，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近几年，根据知网统计，关于严修研究的学术文章年均2篇以上，内容也更加细化深入。
在《严修纪念文集》的前言中，我们对各阶段研究历程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过多展开了。在书中，我们也将代表性作品进行了分类，大家从目录中可以看到，文章大体分为论严修的人格气象、严修的教育实践、严修与南开学校、严修与近代社会文化事业、严修传记和后人回忆。
三、从严修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从这个百年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对严修的认识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每个时代都有其特点。为什么人们要不断深入严修研究呢？我想这是由于不同时期我们都希望能从严修研究中得到启示。比如严修研究早期，人们看到的是他身上的道德品质，称他是“一代完人”，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严修的人格精神有转化风俗的示范价值。后来，人们看到严修是封建社会的好人、是爱国教育家、是教育改革的先驱。再后来，人们认为严修探索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之路，从中国的现代化、文化自觉、改造社会等等方面来研究严修。也就是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严修观。
那么今天，严修研究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想有以下几点。一是通过严修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南开、理解教育。二是可以更好地理解天津这座城市，我认为20世纪的前30年可以说是天津文化史上的严修时代，严修和天津、南开和天津那时是相互成就的。三是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理解全球化时代我们怎样守正创新，构建文化新生态。
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只讲第一点，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通过严修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公能教育。我认为，最理解严修教育理念的人是张伯苓校长。严张两位先贤一生合作30年，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佳话。1929年严修刚刚逝世，张校长和南开师生校友就将其尊为“校父”。我们看《张伯苓全集》，张校长每逢重要场合几乎都会向师生讲到严修。《严修纪念文集》正文开篇就选录了张校长这些话。他指出，严先生指给我们的方向，就是“教育须为国为公”“南开之精神，即是严先生的精神”。
通过对严修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研究，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公能教育的大格局。这个大格局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大格局在于视野广阔。严张的视野是全国乃至世界的，他们要做的不仅是办好一所学校，而是改造中国文化，让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好地融入世界。严修曾经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之一。在严、张等创校先贤考虑中，要办的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南开本身就是一系列学校，代表着先贤对育人的全面考虑。如果割裂了南开系列、割裂了南开这所学校与严张的全国视野、世界视野，也就很难说清楚完整的南开教育。严张两位当年要办的是中国学校一个标杆，是要用南开去影响、引领全国的教育。
第二，大格局在于自我革新。严张两位先生兴办新教育不仅是用新知识替代旧知识，更是要培养现代国民健全的人格、培养爱国志士。从“尚公尚武尚实”到“允公允能”是针对治病提出的。所以南开教育是治病的教育，治自身的病，纠正被异化的病态教育、病态人格，构建健康的新教育、新人格。
第三，大格局在于体系开放。公能教育给我们的是一个开放的框架体系，当时人都在说“公”，梁启超有《论公德》、孙中山提出“天下为公”。南开人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这些理念触及根本性的大问题，但又有“日新月异”的解读空间。张伯苓校长可以沿着严先生的探索，开辟出新境界，后人同样也应该从先贤手中接过思想的灯火，继续开拓探索。研究历史是为了开启未来，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爱国三问”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先贤用大智慧为我们点亮了方向，但要将公能教育发扬光大，需要一代一代人不断追问、不断回答。
以上是我在梳理严修研究百年历程后，在参与编辑这本《纪念文集》后，得到的一些启示。应该说，我们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严张两位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内蕴还没有被充分研究阐释。我们在《纪念文集》前言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6点展望，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我想，随着各方面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共同努力，随着我们对严修、张伯苓以及对南开校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可以获得更多的智慧和启示。
（作者系严修研究会、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副编审，《严修纪念文集》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