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闻网记者 吴军辉 摄影报道
“总理是国家的，不是我们家的。伯父和伯母不仅严于律己，对亲属们也严格要求，这使周家树立起了良好的家风。”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侄女周秉宜6月4日在南开大学举办的“公能讲坛”上这样说道。当天演讲的主题为“西花厅的家风与家规”。
周秉宜系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三女儿，1949到1968年期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生活，从小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一直从事周恩来思想研究工作，有着较高的学术造诣。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北平解放以后，周恩来把三弟一家接到北京，原因有二：其一，周恩来的母亲临终前，嘱咐他一定尽长兄职责，照顾好两个弟弟；其二，担心弟弟在天津受到特殊照顾，破坏党的纪律。“伯父不让我父亲担任什么官职。所以，父亲一直就是内务部的一名普通干部。此后，尽管一些领导有意提拔，也都被伯父拒绝了。”周秉宜说。
周秉宜回忆，周恩来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晚上经常工作到凌晨五六点，每天只睡不到6个小时。“一到晚上工作，伯母就特别不放心，就怕他坐进办公室里好几个小时不出来。”周秉宜说，周恩来工作起来是不允许打扰的，别人劝他休息，他总是“拖延”。
后来，邓颖超想了个办法，她有意让小孩子进去把他拉出来，“强迫”他休息。“如果是儿童，他是不太拒绝的。因此，我那时候比较多的任务是拉他出来去散步。”周秉宜说。
西花厅是总理办公的场所，在那里工作、生活的人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总理工作服务，就连小孩子也不例外。“伯父伯母对我们要求也特别严格，基本上当做‘小八路’来对待。”周秉宜介绍，孩子们在西花厅生活也有“三大纪律”：保持绝对安静；周恩来和秘书们的办公室不能进，不能享有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上小学后，周秉宜进伯父办公室的“特权”也没有了，秘书的办公室也是如此。好像“禁区”一样，她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一次，周恩来和邓颖超出差，工作人员打开总理的办公室做卫生，周秉宜就在门口和那位叔叔说话。即便伯父不在，她也不敢擅自进入，甚至不敢多看一眼。
作为周总理的侄女，所谓的领导干部子女“特殊待遇”，她没有享受到，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她的这一层身份。有一年的夏天，总理在西花厅接待苏联外宾。国务院招待科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桶冰淇淋。“那时候，普通人在街上买个二分钱的冰棍儿就很不得了了。招待外宾的冰淇淋是很难吃到的。”工作人员看见两个小孩儿在，就给周秉宜他们一人盛了一小碗。“我们两个挺高兴的。可是，很快我伯母就知道了。她就把那位工作人员严厉地批评了一通。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现象，我们也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冰淇淋了。”周秉宜说。
有一年秋天，西花厅院子里的海棠结了一树的好果子。“一位姓龚的叔叔，上树摘了好多，煮了一大搪瓷缸子的海棠果，还放了很多糖，给我和哥哥吃。伯母知道后，也严厉批评了他。”周秉宜说，邓颖超告诉他们，西花厅的树是公家的，果子打下来也要交给国务院管理局。孩子们想吃，邓颖超会买下来一些分给大家。
周总理规定，家里的小孩子上了小学就不能再在西花厅吃饭了，必须去吃大食堂。周秉宜记得，她上小学的那年九月，总理的卫士长发给她一个搪瓷缸、一把勺子，给了她两毛钱，让她和哥哥一起到国务院第三大食堂打饭吃。从那以后，除了老家来了亲戚外，无论刮风下雨都是如此。
作为周总理家的孩子，周秉宜是不被允许随便到其他领导家串门、玩耍的，就连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家也不行。“伯母不允许我们去打扰别人，给人家带来麻烦。”周秉宜说，小学毕业那年，邓小平的女儿邓楠热情邀请周秉宜去家里玩。在“请示”了伯母后，按照伯母要求，到中南海大门外，通过警卫通报，请邓楠出门接到家里。
“其实，是可以从里面穿过去的，而且警卫都认识我们这些孩子。可是伯母就是不允许搞特殊，严格按照出入规定来办。”周秉宜说。
西花厅的保密规定也是十分严格的，对待小孩子也不放松。周秉宜回忆，一天晚上她正和伯母在客厅聊天。这时，周总理的保健医生进来，请邓颖超审看总理的保健食谱。邓颖超马上停止了同周秉宜的谈话，并请医生到她书房去谈。后来，周秉宜才知道，一般周总理的餐饭都是西花厅的厨房来做，保健医生开具食谱，多半与周总理的身体微恙有关，而那是绝对需要保密的。
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令幼年的周秉宜十分不解，甚至认为没有必要。直到伯父的一次“奖励”，才让她恍然大悟。
由于平时表现很乖、很听话，能够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周恩来花钱为周秉宜买了一张戏票。卫士给她时，让她坐公交车去，并详细说了班次和路线。到了戏院之后，周秉宜的座位是最后一排。当天是上海戏剧学院第一批西藏学生的毕业演出《文成公主》。刚刚坐定，突然前面的观众“呼啦”一下都站起来鼓掌。原来是周恩来陪同外宾一起来看戏。周秉宜兴奋得和众人一起鼓掌。没有人知道，总理的侄女也在剧场看戏，而且是最后一排。
看完戏，周秉宜又独自坐公共汽车回家了。第二天，班上一个同学说，昨天《文成公主》那出戏不错。周秉宜说她也去看了。同学惊讶为何没有见到。周秉宜讲了自己坐公交往返的事情。原本以为同学会赞扬她，没想到这同学听了以后说了句“嗯！这还差不多。”
“我就一下子明白了，之前伯父伯母为什么那么严格地要求我们。他们就是想让我们明白，总理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是为大家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什么时候都要记得自己是个普通人。”
1964年，周恩来专门以开会的形式跟周家第二代年青人讲家史。在教育子侄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首先念念不忘的是要孩子们扎根基层，去做工人、农民，去当兵，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积极响应国家的召唤，起模范带头作用。果然，在周恩来夫妇的动员下，子侄们纷纷投身农村、军营和工厂，为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和汗水。
现场的南开师生听闻周秉宜的讲述，纷纷感慨周恩来的“家风正、家规严”。周秉宜却以总理的一句话结束演讲：“伯父曾对我们说，你们一定会觉得我这个做伯伯的对你们太严格。你们不是我子女。如果是，我会更严格！”
本次活动由南开大学党委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主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承办。“南开公能讲坛”面向全体南开学生，以“公心思齐翔宇，能才励自省身”为口号，旨在传播“公能”文化、倡导“公能”精神，贯彻落实《南开大学素质教育实施纲要》，繁荣南开校园文化，创新学生培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