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龚克在2015届博士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文史场)


更新时间:2015/07/01 阅读次数:

2015年6月29日

  各位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博士们、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各位博士对学校作出的贡献,各位在过去几年中辛勤的创新性的工作,已经沉淀在相应地学科发展成果之中,各位还积极参与了教学改革、社会服务和校园文化建设并以各种方式对学校的改革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大家在毕业季对学校的期望和爱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颇受教益、鼓舞和感动。我想,毕业典礼不是又一次训话,而是同志之间真诚的依依不舍的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励。学校殷切地希望大家秉公尽能、永远向上,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同时,我们要向大家承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要从我们做起。我们希望大家不辜负母校的培养,我们在母校工作的师生员工也一定不辜负同学们的希望,秉公尽能、改革创新,推动南开不断向上。

  第二,作为大家的朋友,在同学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正如刚才袁松所讲,是获得了最后的最高学位的时刻。我想提醒各位在祝贺与赞扬声中冷静下来想想:今后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看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环境中可能的种种不利因素,而在于内心的松懈和失诚。据我观察,有些人的人生轨迹的最高点是他(她)获得的最高学位。因为他们是以追求学位为动力的,学位到手后就没有动力了。这样的人既使拥有了最高的学位,也很难有真正的人生价值。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个体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她)有什么衔、做多大官、赚多少钱、住多大房等等,而在于他(她)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南开讲允公允能,是为公尽能。刚才袁松引用了张伯苓先生的话,公,是大公。什么是大公呢?是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在这样的事业中,追求我们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想另外一个比懈怠更大的危险是失诚。这件事本来是不值得在这样一个场合来讲的,但是非常遗憾,上周我们召开了八届八次学校的评定委员会会议,也就是审批各位学位授予的这次会议,同时做了一个撤销学位的决定,撤销了3位往届同学曾经获得的学位,其中两位是硕士,一位是前年我们授予的博士学位。那么为什么撤销他的博士学位呢?因为他急功失诚,不惜牺牲诚信,采用剽窃的手段去多发论文,结果酿成大祸。我们知道,这个撤销学位的决定对他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在投这一票的时候也是感到扼腕叹息。我想这对于这位同学来说也是一次果断的“止损”,也希望他能幡然自新并重新站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认真吸取这个教训,坚守诚信这条生命线。待会儿我们要唱校歌,南开校歌非常短,可以说是字字玑珠,其中讲到,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仁智勇”是古典的君子的“三达德”,南开人又加上“真纯”,意味深长!张伯苓先生在99年前的毕业典礼上要求南开毕业生要“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我们确实应该共同“细味”之。

  第三,希望各位博士见贤思齐、追求更高的境界。大家今天获得的这个学位是一个最高的学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学位。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重复庆贺的话,我想以自已获得博士学位28年来的切身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最高的学位,它并不代表着最高的荣誉,更不代表最高的待遇,但却代表社会对大家极高的期待,代表着社会、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组织将来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因此,我们要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对南开博士而言,就是要用更高的公能标准要求自已。这里,我想讲一个人物,把他作为我们的榜样,来理解什么是更高的公能标准。

  因为在座的是文史哲法的博士,我就讲一位我们南开的知名的人文学者,他就是雷海宗。雷先生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然后到美国的芝加哥主修历史、辅修哲学,他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国在清华等多所大学先后任教。在西南联大时期,他是西南联大的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转到南开来工作。雷海宗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在史学界独树一帜的学者,对中国史、世界史、思想史、史学史等方面都有突出的建树。他创造性的打破了欧洲中心和王朝沿袭体系的这样一个世界通史新的体系。对于他的学术贡献,大家可以看何炳棣先生回忆的文章。何炳棣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学生,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后来是美国很著名的历史学家。雷先生在抗战之初,南京陷落之后,很多人对抗战失去信心的时候,发表了《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一文,以历史的宏大眼光论证抗战必胜、民族必兴,引起很大的反响。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内战争取民主,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后,他不顾危险主动参加5人治丧委员会,并亲自保留了枪杀好友闻一多的子弹头,作为对亡友的纪念和对反动派的抗议。非常遗憾的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在竟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处境非常的艰难。但是他依然坚持学术研究。那时他已经不能用自己的身份去写文章发表文章,他就翻译西洋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并且在上面做了很多注,反映了很多他的重要的学术思想。1961年的时候他被摘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仍然继续接受批判和改造。由于他当时身体非常不好,所以他在1962年恢复上课的时候,从医院雇三轮车到教室为同学们上课。我曾经看到史学家肖黎先生写的一段回忆叫《最后一课》,这里面形容这么一个场景:“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的挪动着双腿,吃力的坐在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此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他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最难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课,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程,犹如回光返照,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情绪十分激昂,声音更加洪亮。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还是窃窃私语,不敢和他接近,因为当时他是“右派”。他仍然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我神差鬼使地走过去,就是想和他说几句话。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我压低声音说:‘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异样的眼光注视着我,他点点头,什么都没说。最后一堂课结束了,依然没有例行的致意和掌声,雷先生孤独地拄着拐杖走了。在这难以言表的时刻,同学们都走到了窗前,目送着他登上回医院的车,渐渐远去……”这里讲的是1962年的11月雷海宗先生在南开校园里上的最后一课。雷先生1962年12月25日去世。请同学们想一想: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人,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