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
各位理学、工学、医学博士同学们、各位老师、各位家长：
首先，我由衷地感谢大家对学校作出的贡献，各位博士在过去几年中辛勤的创新性的工作，已经沉淀在相应地学科发展成果之中，各位还积极参与了教学改革、社会服务和校园文化建设并以各种方式对学校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大家在毕业季对学校的期望和爱恋，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颇受教益、鼓舞和感动。我想，毕业不是再一次训话，而是师生之间真诚的依依不舍的推心置腹的相互勉励。学校殷切地希望大家秉公尽能、永远向上，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同时，我们要向大家承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要从我们做起。我们希望大家不辜负母校的培养，我们在母校工作的师生员工呢也一定不辜负同学们的希望，秉公尽能、改革创新，推动南开不断向上。
第二，作为大家的朋友，在同学们人生的关键时刻，想提醒各位在祝贺与赞扬声中冷静下来想想：今后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我看最大的危险不是外部环境中可能的种种不利因素，而在于内心的松懈和失诚。据我观察，有些人的人生轨迹的最高点是他(她)获得的最高学位。因为他们是以追求学位为动力的，学位到手后就没有动力了。这样的人既使拥有了像博士这样最高的学位，也很难有真正的人生价值。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个体的价值并不在于他(她)有什么衔、做多大官、赚多少钱、住多大房等等，而在于他(她)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南开讲允公允能，是为公尽能，为振兴中华尽能，从而实现自我。我们要不断向上，不是追求个人腾达，而是中华崛起，为此不懈努力。再一个更大的危险是失诚，刚才张伟刚老师讲了很多，希望大家踏踏实实坚持几十年。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上周在八届八次学位评定委员会上，学校做出了撤销3位往届生学位的决定，其中两位是硕士，一位是博士。那么，这位博士为什么会被撤销学位呢？因为他急功失诚，不惜牺牲诚信而以剽窃的手段去多发论文，结果酿成大祸。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我们早点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早点为他“止损”，我希望他能幡然自新并重新站起来。我真诚地希望大家能吸取这个教训，坚守诚信这条生命线。南开校歌说，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仁智勇”是古典的君子“三达德”，南开人又加上“真纯”，意味深长！张伯苓先生在99年前的毕业典礼上要求南开毕业生要“细味不诚无物之言”，我们确实应该共同“细味”之。
第三，希望各位博士见贤思齐、追求更高的境界。大家今天获得的这个学位是一个最高的学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学位。刚才李荣观同学非常豪迈的讲了一句“我们毕业了！”我想这是大家应得的。但是，今天我不想再重复庆贺的话，我想以自已获得博士学位28年来的切身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最高的学位，它并不代表着最高的荣誉，更不代表最高的待遇，它却代表社会对大家极高的期待。因此，我们要自觉地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南开博士而言就要用更高的公能标准要求自已。这里，我想讲一个人物，把他作为我们的榜样，来理解什么是更高的公能标准。
因为在座的是理、工、医的博士，我们就讲讲杨石先先生。杨石先先生是我们南开大学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不久前，我们学生排了一个话剧，叫《杨石先》，属于全国都在做的一个系列，叫“共和国科技的脊梁”，这里面有清华排的《邓稼先》，也有我们排的《杨石先》。他在南开做校长比张伯苓先生任职的时间还长。他从1948年一直到他去世始终担任校长或者名誉校长。他在张伯苓做校长的时候就是张校长办大学尤其是理科的主要助手。杨石先早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然后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先是学习农业，后来学习应用化工，1923他在康奈尔大学毕业之后，拿到硕士学位，就回到我们南开大学任教。从1923年一直到杨先生1985年逝世。今年是他去世三十年，他去世后把他的骨灰洒在了我们的马蹄湖里面。他就没有离开我们的南开大学。他在1929年的时候，再一次到美国的耶鲁大学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回到了南开大学，继续任教。在西南联大，他担任了化学系的系主任，还担任过教务长，而且还曾经代理梅贻琦担任学校常委会的主席。抗战胜利以后，他受张伯苓先生的委托，到美国做学术访问，同时为南开复校招聘人才。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作出了出色的成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荣誉。1948年他准备回国，那时候他的同事非常不理解。因为大家知道，1948年是我们中国当时内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战火纷飞。所以他的同事对他说：“你们国家正在打仗。华北很快会成为战场了。你可以把家眷接过来，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我们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杨石先先生说：“我们的国家更需要人才。我要回到国家去工作。”他毅然就回到了战火纷飞的祖国。他回来以后，很快平津战役爆发了，他和黄钰生等一起主持学校的工作，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拒绝当时国民政府要求南开大学南迁的决定，同时也拒绝了当时国民政府提出来要派飞机协助南开教授到南方去的要求，保卫了学校，把南开大学完整地带到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不仅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和校长职务，而且是中国化学发展的领军人物。1956年他作为化学组组长参加了新中国第一个12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工作，他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化学科学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并身体力行地开辟了化学直接为国民经济服务的道路。他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建立了中国高校最早的专门研究机构，这就是南开大学的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在农药化学以及有机氟、有机硅、有机硼、金属有机化学等许多方面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在文革中他被打倒受迫害，但他在逆境中忧国忧民，千方百计坚持科研，亲笔上书周总理要求保留元素所。杨先生是在1985年2月19号逝世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他公开发表的最后的文章。是在1982年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化学要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学术进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请注意杨先生是把“经济繁荣”放在“学术进展”前面。另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祝化学工作者为中华崛起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篇文章里，他强调了近代化学在农业、能源工业、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激光技术、空间技术、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等重要国民经济和重要领域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地位。尤其在能源工业和材料科学中，化学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对能源的综合利用、常规材料性能的改进以及新型材料的合成，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他还特别提到“生物大分子合成和配位场理论研究”的进展。在文章的结尾，杨石先先生说：“我殷切地希望化学界的同事们、朋友们和中青年同志们，发扬老一辈化学家艰苦创业的精神。按照陈云同志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为实’，以坚强的意志去探求未知、追求真理，把毕生精力献给化学事业，祝化学工作者为中华崛起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杨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嘱托。如果把他文章中的“化学”两个字改成“科学”两个字，那么就是对所有学科的年轻的科学工作者的嘱托。杨石先先生是一代公能楷模，他的一生给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美哉大仁智勇真纯”的公能境界。怎样才能做他这样的人？值得我们各位博士和每位老师仔细的想想，细味之。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