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新闻网记者 吴军辉 马超 摄影 吴军辉 李雨珊
“在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的哲学理念、发展方向、建设目标和行动方略都做了精辟的论述，代表了我们的文明自觉和国家意志，将指引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并对全世界产生巨大而积极影响。”
“相对于漫长的地球演变和生物进化史，人类历史不过是短短一瞬，文明更是在‘最后一秒’才诞生。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再到工业文明，短短几万年，人类不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有学者称，人类已经成为地球生物圈中唯一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现在是彻底反省和坚决纠正的时候了！”
“人类正在经历空前的剧变，‘可持续发展’是整个人类的基本愿望。中国提出了并且正在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前路充满希望，也充满荆棘和困惑，下一步走向哪里？心里想着将来，眼睛却看着过去，回望来时道路，确定历史方位，并对前路提出看法——这个就是环境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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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7日至28日，一场有关“人与自然”的学术大讨论在中国进行。在第四届东亚环境史大会上，来自全球10余个国家和地区、约110个学术机构的200余位优秀学者齐聚南开纵论“文明的生态足迹”。
开幕式当天，天津深秋的一场雾霾，令大会的召开显得更加“紧迫而必要”。朦胧的空气似乎提醒着与会的环境史学家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地球的存在并不依赖人类，但人类的生存必须依赖地球”，人类需要尽快锚定生态文明的命运走向。
“人类社会并非独立于自然之外，优越于自然，我们是地球的后至者，必须将时间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将自然纳入历史学的考量。”唐纳德·沃斯特教授说。这位来自堪萨斯大学的学者，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史学家之一。他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谷缘与深谷：拓宽我们的历史感》的报告。
“何人或何物应当进入我们审视过去的视野？”沃斯特认为，对于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唯一重要的一种变化只是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之内所发生的变化——人们思想和情感方式的变化。这一观点将人类建构的价值与观念置于时间的中心。而，气候学、地质学、进化生物学中的各种事件，从未冲击、塑造甚至影响过人类历史。另一方面，各类自然科学将自然置于研究中心，作为一系列非人类创造的“非人类文化”。沃斯特认为，自然同样也拥有历史，但一直脱离于人类文化。
沃斯特以科罗拉多大峡谷为例，阐述了16世纪旅行者的记载，19世纪民族主义观念赋予的影响，大峡谷作为人类定居点的经济与社会功能，重点分析了“文化研究”与“文化建构”的学术视野中，精英与非精英的角度下，大峡谷不同的形象与意义。
针对此类关注人本身，又深受缺乏真实，丧失科学等后现代主义弊端影响的分析，沃斯特教授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转向对于物质维度的探究，从岩石的年代结构到地表地貌的形成，以及古老的生物出发，解释了自然本身的力量。
“自然必须被纳入思考，历史必须被重构，以涵括其他‘历史学家’的洞见，如地质学家、进化学家、地理学家、基因学家等。人类是地球的后至者，其成就辉煌，但极不稳定。如果人类无法认识到社会的无常，认识到自然先于人类，那么人类将无法准确理解人类的时空方位。”沃斯特说。
“在我曾经从事环保工作的那么多年里，从没有见过因环保问题处理省级领导。这次一次就处理了3个。”谈及今年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事件时，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六届、七届理事长王玉庆感叹中国在“铁腕治污”方面力度空前。这次事件，共处理省级干部3名、正厅级干部6名，其中4名被撤职，110多个探矿采矿项目全部关停。媒体称十八大后中国的环保部门正在长出“牙齿”。
王玉庆在大会报告《生态文明建设——我们的思考与行动》中说，生态文明的概念在中国与西方均有大量研究观点与成果，“积极”“可持续”“人与经济协调”的观念始终处于重要位置。他介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关键新阶段的到来，仍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形势，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有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顺应了人民群众对于良好环境质量的新期盼，为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一系列积极效果的诞生，离不开切实的行动：观念的转变，法制建设的加强，体制机制的改革，计划的制定与重大工程的实施，污染治理加快，公众参与增强等。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近5年来，各级领导对环境保护认识之深刻，群众对良好环境期望值之高，政策制度出台频度之快，监管执法之严厉，污染治理力度之大，环境质量改善之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工作近40年的王玉庆感受颇深，他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处在负重爬坡阶段，但形势非常好，前景很光明。
“作为人均GDP不到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能在发展中妥善解决环境问题，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这个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王玉庆说。
“环境问题来源于何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武汉大学教授胡涛在“从历史视角看工业化对环境的影响”主题演讲中一开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从工业化的角度，列举生产、消费、能源消耗等方面的事例，阐述了环境污染的原因，结合伦敦、匹兹堡、东京三个城市介绍了污染传播与发展的时间、空间特征。
“后工业时代，经济结构亟待调整升级。”胡涛在演讲中尝试提出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他说，就这一点而言，美国重视高科技产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英国的教育产业独树一帜，而日本则通过高水平制造业以及卡通片的出口，推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工业是污染源，而污染问题并不是仅通过技术就能解决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经济结构的调整对于西方国家的环境提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之后，另一个重要的文明阶段！”胡涛得出这样的结论。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近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空气污染已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刘翠榕在主题演讲“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与台湾的节能减排实践”中介绍了近年来空气污染状况。她说，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空气污染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她对近年来两岸学者对于空气污染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城市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二氧化氮、PM10、PM2.5等过量排放；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空气污染问题的普遍性；政府治理以及新能源新科技应用等问题,这些都引起学界的重视。
刘翠榕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台湾为例，围绕20世纪末以来中国节能减排的实践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化工业、造纸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建筑业、电力和可再生能源、高新技术产业等实施节能减排的探索，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必要性，展示了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循环经济型、景观休闲型、绿色经营型、综合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成果。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节能减排’实践收效较为显著，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均衡。值得肯定的是，科技创新已经在生产中得到了应用，政府部门致力于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的宣传教育和管理实践。”刘翠榕这样说。
来自纽约大学上海校区的环境法教授丹尼尔·顾特曼发表了题为“从对比视角下的环境史看中美两国环境法的发展”的演讲。顾特曼教授从环境学中词汇翻译的差异出发，揭示其背后中美政治和文化的差异，并进一步阐述环境治理中可能造成的理解偏差。“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他不时夹杂中文词语和其中国经历中的趣事，引得到场学者的阵阵笑声和掌声。
顾特曼主张，把法律和政策作为研究环境变化的切入点并不断提醒研究中应注意避免由国情差异引起的误解，应在法律和环境之间建立联系，并关注学术概念在翻译中产生的意涵迁移。他敏锐地指出了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具体国情以及中美两国不同政体影响下可能造成的环境治理中相似的政策和法律在其具体实践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并且横向对比中美两国环境法和环保政策发展中不同的“政府话语”。
“中国作为全球标准制定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美国作为在全球能源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在特朗普时代却退出了全球协议。”古德曼在对未来的展望中，提出了建设性的的思考，例如在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问题社会力量是否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特朗普政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法规在环境治理中有何作用；全球化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中国政策制定的将带来什么样的国际化影响等等。
原计划在大会作主题发言的丹佛大学荣誉教授唐纳德•休斯在会议期间因病未能参加开幕式后的学术活动，南开为他提供了细致周到的帮助和服务，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虽然未能同来自全球的环境史学家充分交流，休斯对此次来南开参加这一盛会仍然感到十分高兴。他为此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在他事先准备主题演讲稿“环境史中的人类世——东方与西方：人类痕迹与自然力量”中提出，“人类世”的概念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类活动，成为环境变化的主要力量，使地质检测方面的证据可以被提及。但是，人类在总体上是被自然力量所控制的，甚至必须屈服于环境力量和自然灾害，这些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人类的科技成果。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楚“人类世”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它也终将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