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生活照

　　宁宗一六十五岁得子

文/舒晋瑜

　　在南开大学，宁宗一教授几乎是一个传奇。不是因为他曲折的婚姻，而是因为他快人快语又单纯爽直的性格。

　　在宁宗一《心灵文本》的代序里，“小字辈”学生“没大没小”地戏称宁宗一是——“含羞草”“万人迷”“万事通”“八宝粥”“老顽童”……能得到学生的认可，是宁宗一最大的幸福。在南开大学七十年间，他传道、授业、解惑，将从恩师那里继承的学术品格和人生智慧传递给学生；在反思精神的鞭策下，即使年过耄耋他还在不断发表文章，“希望自己重新上路”。

　　近来，90岁的宁宗一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邀请，做“90年口述历史”。90年，宁宗一经历的事情太多，有太多的故事，他希望调动自己的记忆，总结经验，在反思人生中给历史留份底稿。因为他觉得，反思是知识分子的义务，如易卜生所说，是“坐下来重新审视自己”。

　　1 三点意见，影响一生

　　1931年，宁宗一出生于北京，父亲宁伯龙出身满洲正蓝旗，母亲是爱新觉罗家族，汉姓金。父亲虽是长孙，可是曾祖父的姨太太却容不得他们，再加上时代新思潮的浸染，父亲带着母亲离开了这个封建大家庭。

　　父亲很不容易，一家八口全靠他教书、当小职员和卖字为生。但恰恰是这种生存困境，成就了父亲的书法造诣。在宁宗一的印象中，父亲总是伏案勤笔，写字前总要沐浴更衣，点上一炷香，然后摘下近视眼镜，像一位老工匠，神情专注，旁若无人。父亲自然要求宁宗一练字，并且规定放学后要在二尺见方的大方砖上用大毛笔蘸着水写上二十个字才能吃饭。可是幼年的宁宗一总是不先写字，而要斗鸟，不时遭到父亲无奈的白眼。父亲精读各种名帖，也要求宁宗一读帖临帖，可是宁宗一总打不起精神。尽管如此，在岁月的流逝中，宁宗一却愈来愈发现一种无法说清的情感血缘纽带，父亲书法作品的魅力和流淌出来的人格精神，在他的生命中渐渐产生了塑造性意义。

　　1950年，宁宗一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南开大学集中了李何林、许政扬、陈安湖、朱维之、王玉章、王达津、李笠等诸多名家，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对于自己所崇拜的老师，宁宗一采取“有闻必录”的方式。虽然是“笨办法”，却觉得获益匪浅。直到现在，他还保留着许政扬先生的讲课笔记。

　　1954年6月，宁宗一毕业了，从性格上考虑，他渴望当一名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了，却让他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

　　他愣了。他无法拒绝当教师，但他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他提出的唯一理由是，自己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任务。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他谈话，让他服从组织安排去古典文学教研室，并告诉宁宗一：跟着许政扬先生学。这句话使宁宗一安下了心。

　　许先生听了宁宗一的自我介绍，直接了当地对他说：你古典文学基础不好，我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

　　许先生开的三十部书的书单，后来宁宗一只记得二十六部。有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还有大部头的《昭明文选》《乐府诗集》等等。许先生说了三条：一是这些书要一页一页地翻，但可以“不求甚解”；二是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权威的，注文要读，目的是通过滚雪球，从中可以了解更多的书：三是把有心得的意见记下来，备用备查。这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宁宗一的教学治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他一生都受用无穷。

　　2 小说戏曲，互补相生

　　宁宗一常说，自己是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熏陶出来的，是由恩师带大的。

　　那些深奥的古典文学著作，他当时看都要看哭了，还要每天点灯熬蜡写讲稿。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抽查。宁宗一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何林共听了三次课，许政扬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一般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板书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许师则着眼于讲授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上的科学性等等。对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摘自《书生悲剧——长忆导师许政扬先生》宁宗一文）

　　对于指出来的问题，宁宗一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向同学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种反复的训练使他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讲座，必须准备讲稿，讲稿摞在那儿可以不看，心里踏实。

　　在宁宗一的学术研究中，小说、戏曲的研究始终同步进行。他一直企望沿着许政扬先生将小说与戏曲相互参定、同步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但这一学术理念直到1979年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挂牌，在华粹深先生执掌研究室工作时才得以明确化。

　　“华先生认为小说戏曲是有血缘关系，中国的戏曲小说研究必须互补相生，不能独立研究小说或者戏曲。”宁宗一回忆说，自己对戏曲的爱好是华先生激发出来的。有一天华先生带他去看京剧《玉堂春》，坐在第五排，旁边就是京剧名家杨荣环。结果宁宗一睡着了。从大戏院出来，在路上华先生“训”了宁宗一一顿：“你现在正教元曲，怎么能不看戏呢？不看戏，就很难讲好戏。要理解一部剧作的全部构思，是很难离开舞台艺术形象创造的，要多从‘场上之曲’来分析作品。”今天，宁宗一的学生回忆宁先生给他们讲课时，总提到师生同去看戏、看画展，正是继承了华先生奠定的好传统。

　　当然，从恩师那里继承的，不止是带着学生看戏。宁宗一没有忘记一个知识人应有的立场和良知，在时刻内省中铭记一个学人的文化使命，“恩师、先贤的灵魂，一直激励我寻找、再寻找文化人格的理想境界。”宁宗一说。

　　3 精神至上，仁爱为先

　　有一次小聚，宁宗一带着真诚的忏悔向一位院领导说：当下南开文学院的文脉没能传承下来，而在尊师重道方面我们远不如历史学院做得好，差距极为明显。

　　——他并不是批评某一个人，而是把自己摆进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什么我写了那么多篇怀念恩师的文章，其意甚明，就是带着忏悔的心情与灵界的恩师进行虔诚的对话，就是愿意舍近而就远，问道于灵界。因为我在反省自我时，想到我的恩师生前都勤于修身、慎于立言，但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他们自己可能的环境内，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们的人格精神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灯。”宁宗一觉得，恩师们那些无言的思想，带给他在这个世界上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的反思和忏悔，在口述史中真诚地表达了出来。

　　宁宗一的反思，不只对人生的反思，也有学术研究上的反思。比如对《金瓶梅》的研究。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个从小说美学角度研究《金瓶梅》的知名学者，宁宗一出版过《<金瓶梅>十二讲》《说不尽的<金瓶梅>》《<金瓶梅>可以这样读》等诸多著作，他在金学研究界的权威性无可置疑。即便如此，他也经常反思自己的阅读和研究史，并坦率地表达，显示出严谨的治学作风。

　　“今天，面对已经步入辉煌的‘金学’，我不可能不反思自己对‘金学’建构中存在的诸多误读和在阐释上出现的偏差。我一直想通过小说美学这一视角去审视《金》书，并打破世俗偏见，参与同道一起提升《金》书在中国小说史和世界小说史上的地位，还其伟大小说的尊严。”宁宗一说。

　　他也曾写过一些杂文，如《考据，不应遮蔽审美的视线》，同大师陈寅恪商榷；《二十一世纪，以东方文化为主流》是质疑季羡林先生在这一问题上前后反复不定的立场；《“中人”考辨》则是同钱锺书的讨论。宁宗一的学术个性，正如田本相所言，有敢于向大师挑战的精神。

　　宁宗一的学术研究广搜博采，又总能有独特的创见。他尤其看重人生况味的深入感悟对文学研究的影响。

　　“我认为应该注重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人生况味。我的书读得不多，但是人生体验、磨难多多，人生的磨难折射了社会的侧面，使我的认识容易与小说合拍——小说是写人生、写心灵、写人性，这是文学真正的自觉。”比如在《红楼梦》研究中，他曾提出，对任何一个真诚的小说研究者来说，细读文本和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他从不满足“文学是人学”这一笼统的界定。很多人把《红楼梦》的文本看作曹雪芹心灵独白的外化，他却看作是曹雪芹心灵的绝唱。“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是人类的心灵的自由。曹雪芹不正是以他的纯真的心来写作的吗？事实上文学史上一切可称为伟大的作家，哪位又不是做着‘我心’的叙事？”宁宗一认为，任何谈及心灵的写作都带着强烈的回忆与反思的色彩，它是一种对自己的“重读”，因为当一个人提起笔来进行叙事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自己。《红楼梦》也只能是属于曹雪芹的心灵的叙写、回忆和反思，是他的“心灵自传”。

　　秉承这一理念，他在研究武侠小说中，能发现卧龙先生善于以心与人生的交融达到对一则传奇故事的生动展现，也能洞察古龙异于梁羽生、金庸两位巨擘之处，是在于他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最典型的陈述心灵与心灵处境的小说艺术，因为古龙的作品有时几乎直接针对灵魂，它打动了我们自身内在的精神生活。

　　他是如此纯粹，又如此真诚，做人、做学问，两袖清风，光明磊落。他说，“我们教书人更应看重精神生活，我们就是要成为精神至上主义者，一个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