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严范孙先生诞辰160周年】严修与天津近代文化事业


更新时间:2020/07/02 阅读次数:

郭辉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天津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的“校父”,曾任清末贵州学政、直隶学校司督办、学部侍郎等职。他一生坚持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教育管理和兴办学校中成绩突出,再加上他一生为人低调,说的少做得多,不与他人争高下,使得人们对他的印象往往集中在教育方面,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世人往往知之甚少。然而作为我国近代新旧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人物、北洋集团教育界的关键成员和近代天津地方士绅领袖,严修在近代天津诸多事业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文化方面成绩更是斐然,为天津各项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博物馆事业的先驱

  早在1902年,严修就对日本的博物馆事业进行了深入考察,成为天津乃至全国较早系统接触和了解日本近代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士绅。他并没有将这种考察停留在认知层面,而是开展具体的实践。1904年2月和1905年1月,严修仿照日本教育博物馆和展览会的形式,在天津城隍庙官立小学堂先后举办两次临时性的教育品展览。《大公报》以《文明盛事》为题进行了跟踪报道。

  1904年10月,周学熙上书袁世凯提出创办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严修虽不是该馆的主持创办者,却是重要的参与者。在筹办该馆过程中,周学熙在“与学务处严编修(即严修)等会商,体察情形”后方才拟定了《直隶工艺总局教育品陈列馆试办章程》。严修还亲至玉皇阁,考察教育品陈列馆的馆舍建筑。1905年3月,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在玉皇阁开馆。严修又“石印各学堂真迹寄陈列馆”,还将家藏图书1342部图书捐赠给陈列馆附设的图书室。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不仅是天津国人自办的最早的专门博物馆,同时也是我国博物馆事业初步建立的重要标志。严修为该馆的筹建投入了巨大精力和物力。

  1915年6月5日,严修到访济南广智院。该院是由英国浸礼会教士怀恩光于1904年创办。其陈列品的种类主要是动物、地理、人文风俗 、科技模型、历史文物等。在参观过程中,严修对广智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日记中进行了认真记录。回天津后,他开始积极推动天津广智馆的建设。1921年,他委托林墨青开始具体筹办。1925年1月5日,经过严修、林墨青等人的努力,天津社会教育广智馆正式对外开放,严修被推选为董事长,天津第一座国人自办的私立综合博物馆就此诞生,成为如今天津博物馆的重要源头之一。该馆依照社会教育实施方案,以广开民智为宗旨。并提出:“欲谋社会改进,一在智能之增进,一在道德之培养。智能不进即文化素美,必为潮流所摧。道德不因虽物质日精终为人心之累。是以文化与物质,欲其相辅相成,不可偏用偏废。本馆爰本斯旨对于陈列物品其关于农工商业、动植、科学物质之发展,与教育道德、礼制、艺术、文化之精神,二者并重焉。”这一主张对如今博物馆建设仍有着现实意义。

  在严修的带动下,1918年,严修次子严智怡成立天津博物院。1930年,严修五子严智开又成立我国最早的公立美术馆——天津市立美术馆。严修父子不仅是天津近代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开拓者,而且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先驱。

二、藏书家与图书馆事业的支持者

  严修曾指出:“教之道,莫妙于使多读书,则藏书之策最善也。”因此,他与中国很多文人一样,一生爱书、读书、买书、藏书不辍。据统计,严修的藏书近十万卷,所藏图书种类也十分齐全,几乎涵盖经史子集,金石书画和近代科学书籍等诸多门类,并以“蟫香馆”作为自己藏书室之名。在雷梦辰先生《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一文中严修位列天津近代著名私人藏书家。任继愈主编的《中国藏书楼》中专门撰写有《严修与蟫香馆》一节,对作为中国近代藏书家的严修给予了充分肯定。

  严修对待藏书的态度十分开明通达,曾多次将自己的藏书进行捐赠,成为我国近代藏书史上最早的一批捐书者。特别是他对直隶天津图书馆和南开大学图书馆的捐书,极大的支持了两馆的建设和发展。

  1907年,直隶提学使卢木斋鉴于天津为南北交通人文荟萃之区,民众约百万余户,急应设立图书馆以饷学者。于是依附学务公所积极筹办直隶天津图书馆。1908年,该馆建成开馆。严修将所藏共计1200余部共5万余卷图书捐赠该馆。在严修的带动下,两江总督端方,两广总督张鸣岐,云贵总督锡良,浙江巡抚增韫,山东巡抚袁树勋,吉林巡抚陈昭常等南北名宦各捐书若干,直隶督署调拨其旧藏一万余卷,从而奠定了直隶天津图书馆的藏书基础。后来严修这批捐书与其先前捐给天津陈列馆附设图书室的1342部图书及1927年捐给崇化学会供学员研究国学所需的图书,由天津图书馆继承,成为如今天津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9年10月,南开学校大学部成立,大学部图书馆随之开始筹建。由于草创之初,书籍缺乏,严修捐助汉文书籍30余种数百册,另捐2000美金专作购置文理两科参考书之用。12月18日,严修又以《新元史》两部赠给南开学校大、中学两馆。1924年,严修又以《二十四史》及《九通》等数十种,捐赠南开大学图书馆。据《南开大学图书馆大事记》记载:1924年10月,严范孙先生捐中文图书一万卷,应该指的就是这批书。

三、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1927年,“鉴于国学日微,将有道丧之敝惧”,为了继承和研究中国历代学术及经史古文,以维护国学之延续,严修倡议成立一个教授国学的团体。此议在天津的士绅中产生了共鸣,并联袂协助筹设。取《汉书·武帝记》元朔五年汉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之意,命名为崇化学会。1927年8月2日,直隶省政府教育厅准予备案,天津崇化学会正式成立。严修被公推为首席董事,其余倡导者皆任董事。礼聘著名学者章钰为主讲。1927年10月25日,天津崇化学会成立讲习所,招收学员23人,以严修西北角家宅为讲堂行开学仪式。

  崇化学会规定学习的科目设有义理、训诂、掌故三门。参加的学员,可根据个人文化水平和志趣,自选一门,或兼学三门均可。对于以上三门,如学有门径者,可以自定一书作为日课,再博求其他书籍,供作参考,在自学中随时作出札记。如果是初学,义理门以“四子书”,训诂门以《诗经注疏》作为日课的根本书籍;关于掌故一门,以《九通》为源泉,因为这一门缺少简而得要书籍。为了避免茫无头绪,初学者先从事于正经正史的学习,修业期为三年。

  崇化学会培养了一批研习传统文化的人才,其中成绩卓越者有王斗瞻、石松亭、郭霭春、杜金铭、章邦宪、龚望等人,为天津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天津文庙的守护者

  天津文庙不仅是天津古代地方教育官学和尊孔的庙宇,而且是天津历史上等级最高的古建筑群。它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经明清两朝几经改扩建。到1923年,由于战乱和政治更迭,天津文庙已无人看管,附近居民任意破坏。面对此种情况,严修积极与天津邑绅发起筹款修缮天津文庙。1923年3月11日,严修等在天津东马路讲演所召开了文庙整理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整理办法。严修建议请求警察厅在孔庙棂星门外添设一个岗位,再请芦纲公所酌筹常年经费,并任捐银500元作为临时修理费,每年捐常年经费银100元。此后严修等人定期召开专门会议,积极筹措资金、组织研究修缮方案。在大家的努力下,到1926年天津重修文庙竣工。严修等天津邑绅特地重游泮水并合影留念。1927年4月30日,严修听说要在天津文庙盖兵房,他还特与华世奎拜会直隶政务厅长吴蕴山处理此事,以保护文庙免受破坏。正是由于严修等人的修缮与保护,天津文庙这座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和全国唯一的府县比邻的文庙古建筑群才得以保全至今,成为现今的天津文庙博物馆。

五、地方志修纂的推动者

  1915年,徐世昌有感于乡里文献日就湮灭,倡议修志,并致函严修委托其与华世奎商议。随后,严修又约及赵元礼等人讨论,决定于次年开局运作,责成高凌雯负责采访事宜。1918年,王守恂从浙江解官回津后,亦参加修志工作。高凌雯与王守恂分任总纂,严修任鉴定。王守恂负责前16卷撰写,高凌雯负责后12卷的撰写,前后约历4年始成。严修曾认真校对《天津县新志》稿,并筹钱刊刻。该志上总《天津县志》、《续天津县志》之大成,对前志多有补充与订正,下收清同治九年(1870)以后的天津诸多文献,资料详赡,为天津修纂的最后一部传统地方志,不仅可佐研读前志之用,对了解清末民初天津传统社会情况也非常有帮助。

六、戏剧的改革家

  严修雅好戏剧,并认为“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剧本加以改良,其功不下教育”。因此,他积极投身传统戏曲的改革和新剧的推广工作,从鉴赏、评审、编剧以至指导演出,无不热情参加。

  早在1907年,直隶提学使蔡儒楷就发起在天津创办了直隶戏剧改良社,但成立后作用不明显。1912年,严修力荐著名京剧艺术家汪笑侬主持戏剧改良社。汪笑侬就任后,提出戏曲教育和普通教育相结合、戏曲教育与社会同步的主张。他在舞台上自编、自导、自演改良新剧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时装戏,舞台下倡导一面办刊物,一面办教育,双管齐下推动戏曲改良,取得良好的效果,为传统戏剧注入了新的精神。

  严修还经常与热心戏剧的同仁、京津各戏班剧社负责人一起研究戏剧改良事宜,亲自参与创编、阅改剧本。1918年,天津学界俱乐部试演话剧《照妖镜》,严修与范源濂亲任导演,孙凤藻、邓澄波、李金藻、马千里等分饰剧中人物,一时传为佳话。在严修影响下,李琴湘、林墨青在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专门设立戏曲研究所、地方艺曲改良社。由于严修崇高的社会地位及在文教领域的影响力,他对戏剧改良的支持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南开学校是中国近代话剧事业的重镇和发祥地之一。早在1906年,严修就在自家东院搭起凉棚,组织亲友及儿孙演出了一本话剧《箴膏起废》,内容为奉劝民众戒食鸦片,这是天津最早的一次话剧演出。1909年,严修又在家里演出张伯苓编导的话剧《用非所学》。从此严修就与张伯苓商定,每逢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都要举行一次话剧公演,作为辅助教育和丰富学生文娱生活的一种形式。1912年9月,南开学校上演了由马千里主演的《华娥传》,经过严修的评判和指导改进,在后来的再次演出时,在情节、语言和布景、道具上都有很大的提高。1914年南开学校校庆,演出话剧《恩怨缘》,严修看后大为欣赏。认为此剧“可歌可泣,入情入理,虽西洋剧本,亦未能远过也,”促成是年11月17日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1915年10月,南开新编《炎凉镜》剧本,请严修亲加审定。严修将剧名改为《一元钱》,并将全剧七幕幕名逐一加以修改,使之更为含蓄和典雅。后来此剧成为常演不衰的保留剧目,为我国话剧史上最早的大型剧本之一,曾推向北京、保定、沈阳,由志德社等剧团所排演。1916年,严修同林墨卿一起商改新剧词句,将《叶中诚》剧名改为《一念差》,使剧名更加醒目,主题更加凸显,进一步将南开新剧推向社会。

七、“津门诗坛三杰”

  严修8岁通律,9岁作对为人称道。作为天津近代著名诗人,他与王守恂、赵元礼并称“天津近代诗坛三杰”。从1884年起,他写了近九百首诗,陈中岳1933年编的《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中收入他的诗歌有八百多首。严修的《自题》虽称自己:“五十为诗已最迟,况将六十始言诗。此生此事知无分,聊学盲人打鼓词。”十分自谦,说自己对诗词为天分,聊学盲人打鼓词。但他的诗歌得到了诸多文人雅士的推崇。赵元礼曾指出:“先生之诗,不多作,亦不尚宗派,而天怀淡定,纯任自然,温柔敦厚之旨,每流露于不党,读之如对古德,如聆古乐,使人矜平躁释,盖非寻常琱章琢句者之可几也。”王守恂指出:“公之诗,情真理真,不牵强,不假借,不模糊,不塗饰,如道家常质地,光明精神,爽朗能造此境,又何新旧之殊,与古今之异。”曹聚仁则认为严修的诗词:“摄取新意境,谴使新词语,运用新语法,不受旧律的拘牵与旧意境的束缚;其《入美杂诗》,所用现代术语及外国人名地名之多,并不在后来著名的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之下。” 可见严修的诗歌得到新旧文人一致好评。

  酷爱诗歌和对诗歌有深厚造诣的严修对文人雅集非常热衷。1921年,他与好友倡导成立城南诗社。以严修为中心,城南诗社用雅集形式团结了一批传统文人,凝聚形成了天津近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人群体。天津近代名流如章钰、徐世光、华世奎、赵元礼、王守恂、高凌雯、孟广慧等纷纷加入城南诗社,截止到1929年严修逝世,城南诗社有据可考的成员已达近百人,可见吟事兴盛。

八、“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

  严修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他1866年开蒙从孙右淇先生读书,开始习字和学习执笔法。到70岁去世,一直临池不辍,甚至在远渡日本、欧美深入考察教育期间,也要抽出时间“写字十余纸”,还常“写屏联至深夜”。

  严修存世的书法作品形式包括日记、信札、手稿、楹联、匾额、扇面等,无论是有意之作还是随意书写,都风格明显,以一手功力深厚的行楷闻名书坛。严修为科甲出身,但在坚持传统书风中不乏突破馆阁窘束的革新意识。严修上溯魏晋汉隶、唐楷,六旬之龄悬腕摹《皇甫诞碑》、《史晨碑》、《曹全碑》、《尹宙碑》、《礼器碑》、《城隍庙碑》、《玄秘塔碑》等作为日课,潜修默练、励志精进。关于他的书法风格及特点,《天津三百年书法选集》评价他的书法:“工行楷,娟秀隽永,是写折卷的高手。”《天津近代人物录》说他的“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严修侄孙、著名书法家严六符在《严范孙的晚年生活》一文中曾写到:“我和叔祖一样,也是学写苏体字,因为我常给叔祖父抻折子,经常观摩。收到启发指点,得到很多教益。我学写字就是这时候打下了基础。”苏东坡的书法艺术特点是,用墨浓重、敦厚老辣、古朴自然、文化气息浓厚,阅之给人以宁静之感。严修继承了苏东坡的书法艺术特征,且与馆阁体相柔和,写出了端庄、大气、文雅的自家风貌。因此葛培林先生在其《简谈严范孙书法风格及书法济困事略》一文中认为严修的书法风格是苏体和馆阁体结合的产物,并形成了严修自己的书法风格。

  作为著名书法家,严修还用书法艺术为灾民解困。20世纪20年代,黄河发大水,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严修非常关心受灾民众疾苦,发愿写对联助赈。规定每幅对联收润笔费三元,题单款或双款都可,一时求书者争先上门。严六符曾回忆说:“当时我在南开中学读书,每天下午4点左右下学回家后,就侍候叔祖父写对联,每天可写十几幅。”“约写了一年功夫,共写出大约3000幅,得款9000多元,扫数捐献,以赈济黄灾民众。” 由此从另个侧面展现了严修的崇高的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