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葆嘉:治学问道应未晚


更新时间:2014/09/24 阅读次数:

  (本报记者 郝俊 通讯员 陆阳)旅游可以成为一门学问吗?在89岁的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教授申葆嘉的学术世界里,这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他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去探寻并回答常人眼中只不过是吃喝玩乐的旅游,为何是一门需要严肃对待的学问。

  走进申葆嘉的书房,每个人都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并不宽敞的房间内,几乎每一寸空间都被书本、杂志、文稿所“占领”,码放在窗台上的书籍足有半米之高,遮蔽了大半阳光,也抵挡了外界的喧嚣。

  那里的确是一片书海,不仅仅因为数量之多,更因为涉猎范围之广。尽管申葆嘉的整个晚年都在致力于旅游学研究,然而在簇拥着他的那些书籍中,并没有太多直接以旅游为题的论著。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申葆嘉遨游在漫无边际的知识深海里。

  “旅游不是玩,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申葆嘉像一个初学者一样拼命汲取人类知识的养分,想要揭开旅游的真实面貌,用自己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探究其本质。

  “后五四”知识分子

  没有太多的寒暄,也不希望过多谈论自己漫长的人生之旅,申葆嘉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更愿意直奔主题,聊聊他对学问的理解。

  从旅游作为社会现象的兴起到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从社会科学研究的逻辑实证主义到旅游研究的方法论,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申葆嘉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试图让记者理解旅游学有着庞大的理论命题。

  很难相信,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竟还有如此清晰的思维逻辑和严密的表达。

  “我的学术态度,在上中学和大学时就已经形成了,一直没有改变。”申葆嘉说,年轻时所受的学术训练不会随岁月消失。

  申葆嘉赞同学者许纪霖对20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的划分,他说自己可以被划为“后五四”一代,他们在求学时接受了新文化和“五四”精神的熏陶。

  1943年,申葆嘉在抗战烽火中读完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想成为一名飞行员。“我当时意气风发,要去抗战,因为特别喜欢飞机,就报名当空军。后来检查身体,给我测试完眼睛后人家告诉我,不要再去考军校了,没有希望,还是考大学去吧。”他这才知道自己是色弱,因此觉得即便是考大学里的物理、化学等专业,也不容易被录取。

  一年后,申葆嘉考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在学期间曾作为汽车兵赴缅甸参加远征军对日作战。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北上复校,他在北京大学完成学业。

  在西南联大,申葆嘉聆听过诸多大师的教诲,比如陈岱孙的经济学、金岳霖的逻辑学。北京大学原校长梅贻琦所言“通识为本,专知为用”这八个字,则让申葆嘉受用终身,他说西南联大的教育“给了他脑子”,让他学会了思考。

  大学毕业后,申葆嘉曾在外贸部工作,但因为亲属的“国外关系”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备受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后平反,于1980年被调至南开大学任教。

  1982年,申葆嘉与经济学家何自强等人带领一群半路出家的历史系老师,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旅游系,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对旅游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为师不做“留声机”

  “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为顺利推进旅游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申葆嘉在市场经济仍不被充分认可的改革开放初期,率先给出了自己的论断。

  长期以来,旅游学被放置在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研究,旅游经济成为学术主流。随着认识的深入,申葆嘉则开始力主要将旅游放在社会科学范畴内进行研究和教学。“旅游学是一个整体系统,不能割裂开来。”

  这一转变,缘于一次旅行中的意外。

  1989年,申葆嘉前往深圳大学讲学,途经广州时手提包被盗,积累下来的500多张研究卡片全部丢失。大家都觉得很心疼,但他本人则很快镇定下来,决定要就此摆脱已有研究的“枷锁”。

  “我在职的几年中,用‘暗渡陈仓’的办法改写了国家旅游局统编的《旅游概率》教材,夹带了我的一些观点和产物。”申葆嘉说,“研究资料丢失是一个打击,但也是一个机遇。我可以完全彻底地摆脱《旅游概论》多年来给我的束缚,无拘无束地表达我自己的观点。”

  那一年,成为申葆嘉从事旅游基础理论研究的转折点。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意外让他“正式进入了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

  有人跟申葆嘉说:“大家都不愿意搞基础理论,那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作为老师,就有老师应负的责任。老师上课传播知识,那么就要传播你自己理解的知识,而不是把别人的东西照搬,像留声机那样抄给别人。那就不是老师了。”申葆嘉说,这是在自己的早年教育中,老师带给他的启发。没有对知识的创新、发现、发展,便谈不上身为教师对社会的贡献。

  尽管申葆嘉创办我国第一个旅游系已三十年有余,但旅游学依然面临尴尬。一方面,有人认为“旅游是一门没有学问的学科”;另一方面,旅游学似乎又成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插足的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主流学科的学者都纷纷投身旅游研究。

  申葆嘉坦言,现在流行的一些旅游学教材同30年前相比,并没有长足进步,相反,学术讨论的热情却大大消减。

  对待学术,申葆嘉有自己的水准标杆,他的坚持和“执拗”也终获认可。2008年,在世界旅游组织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旅游发展论坛上,申葆嘉荣获“中国旅游教育与研究终身成就奖”,这一奖项为国内首次设立,他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获奖者。2010年,他用十多年心血所著《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出版。

  让申葆嘉高兴的是,他的著作出版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来找他探讨旅游问题。虽然年事已高,但每次交流,他一讲就是好几个钟头。

  不管是不是旅游系的学生,申葆嘉都喜欢听听他们对《旅游学原理》一书的看法。他说有人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但他觉得还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充分讨论和批评,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申葆嘉身上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礼貌与细致。无论是谁去家中拜访,他都将脚下的拖鞋换成皮鞋,因为“这是老习惯了,从来都是穿戴整齐会客”。他喜欢和前来拜访的人合影,还会把照片冲洗出来,按人头数量一张张分好,用回形针将照片夹住。他怕针脚会磨坏照片,于是夹上一张裁剪整齐的纸,然后装进信封一一送到合影者手中。

  年近90岁,申葆嘉身体依然硬朗,他说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能再多学习几年,多研究一些问题。在他每日伏案工作的书桌上,有这样一张手抄的卡片,一笔一画、工整认真地写着:“不做夹尾巴的狗,要做没尾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