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国良
曹禺的处女作《雷雨》是1933年在清华创作完成的。而曹禺在他的《雷雨·序》中一段感谢的话，却说：“末了，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原来，最初是南开的张彭春先生引导曹禺走上戏剧道路的。张彭春是怎样引导曹禺走上戏剧道路的？这在呼唤“大师”的今天，似有深究的必要！
一、南开新剧团最早直接引进西方现代话剧艺术
南开素有编演话剧传统。中国话剧如果说春柳社1907年下半年才将话剧艺术间接地从日本移植到上海；那么，事隔一年，南开就是最早直接地将西方话剧艺术移植到天津的。1908年初秋，张伯苓赴欧美考察教育，将近代体育、出版报刊等西方“文明输祖国”，回国后立即效仿西方话剧形式，在1909年2月(春节期间)自编并主演了《用非所学》。这是张伯苓将自己日夜萦系胸怀的问题，用话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并形成传统。而张彭春1910年在美国留学，主修教育的同时学习西方戏剧，并在1915年2月前，就创作了西方现代话剧模式的剧本：三幕剧《闯入者》(修改后改名《入侵者》，胡适译名《外侮》，1915年9月起英文《南开季刊》［(天津)第1、2期］全文发表)、独幕寓意剧《灰衣人》(《留美青年》，1915年3月发表)等“已著短剧数篇”(胡适语)，12月又创作了独幕二景剧《醒》(1916年12月英文《南开人》(天津)作为附刊分中、英文，全文刊发)。1916年8月张彭春回到天津后，立即导演并与周恩来等同台演出了《醒》；导演并参与创编了南开保留剧目《一念差》(1919年1月1日《春柳》第二期起连载全文)，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先河。1918年又主稿并导演了《新村正》(1919年5月起《春柳》第6、7、8期全文连载)。1921年张彭春在美国创作了《木兰》并与洪深(导演)合作首次在美国演出中国话剧。因此，笔者认为：南开新剧由于1915年《闯入者》和《醒》剧的发表与创作完成，开启了中国话剧现代化的行程；张彭春成为了中国话剧现代化的先行者。
曹禺就是在这样一个最先实现了中国话剧现代化的优良传统的学校及其新剧团中，学习、成长的。
二、南开学校为培育大师开发出丰饶的沃土
应该说：南开学校张伯苓和张彭春兄弟都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戏剧家，尤其张彭春应该是精通中外教育和戏剧的教育家和戏剧家。
在曹禺就读期间，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除了以爱国救国为核心的“允公”教育，更多地进行“允能”教育，即在保证高水平的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广泛地接触社会开展课外活动，获取相应的能力。张伯苓说：“到学校来念书，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的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所以一个人念书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书。”而张彭春更从理论上提出了“‘开辟的经验’的教育”的主张，阐发了“动作为主，学科为副”的教育思想，认为“现代教育之目的，在养成每一国民之现代力”，“教员是教人的，不是教书的”，“教育者，即一师一生间发生影响之谓也”，主张发现人才，提倡采取“个人指导制”的教学方法。张彭春对曹禺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曹禺1922年进入南开学校中学部，到1930年由南开学校大学部转学到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中间1924年因病休学一年，在南开共学习8个年头。此时的南开学校已经形成大、中、女、小学四部完整的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思想体系初具雏形。张彭春在曹禺入南开几乎同时，在美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又回到南开大学执教，曹禺却无缘相遇。1923年张彭春受邀赴清华筹备创办大学，待1926年张彭春从清华再度返回南开任中学部主任时，与曹禺相遇了。
此时，作为水陆码头的天津，传统戏曲活跃自不待言；而南开学校率先开展的现代话剧活动，重点已经转向直接学习和改编演出西方话剧，进行话剧艺术的教育。即张伯苓所说的：“纯艺术之研究”。
南开一向重视美育教育。早在1912年被尊为“南开校父”的严修就强调“美感”教育，把它列为五大教育宗旨之一。南开学校在这一方面肯花精力。
首先，在话剧艺术教育的基础设施方面，在清末民初时的南开学校已经建起了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和可供演出戏剧的舞台。1923年建成的大学校舍秀山堂大楼有临时大礼堂，1926年南开女中校舍落成即辟有“敬思堂”礼堂，1936年重庆南渝中学即有以“为南开献身的职员”、南开学校庶务(建筑)课课长、南开新剧团布景部部长华午晴命名的“午晴堂”礼堂，均可供戏剧演出。1934年南开中学更建成了“瑞廷礼堂”，其设置规模可说宏大：有阶梯式的双层看台、共有座椅1700个；有当时可称设施完备的舞台，舞台后有3层可供演员化妆和预备演出的场所。当时，《大公报》和《益世报》均称“瑞廷礼堂”为“中国第一舞台”。这在当时的戏剧专业院校，乃至全中国，也是找不到的。由此可以看出张伯苓在开展素质教育上的开阔思维、宏大设想和良苦用心。
在师资方面，大学部多为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如黄作霖、柳无忌等，中学部也有舒舍予(老舍)、范文澜(仲沄)等，及一大批老南开如伉乃如、尹劭询、陆善忱、华午晴、王祜辰等许多老师，他们不但专业敬业，并且都是新剧团的老手。他们为了培养学生不惜花费一切精力灌注在学生身上。在演剧时，不分师生。先生更是肯于主动充当配角，如化学教师、注册课长、新剧团演作部部长伉乃如在《华娥传》中饰店家、在《仇大娘》中饰大仇福、在《一元钱》中饰胡柱、在《老千金全德》中饰童女、在《一念差》中饰王守义兼管幕、在《新村正》中饰周万年、在《巡按》中饰巡按、在《争强》中饰魏瑞德，多是配角或小人物；在演剧兴奋时，伉乃如就操着浓重的天津话对曹禺说：“家宝啊！你是一朵红花，我们(指先生)都是绿叶！”曹禺说：“他们为了培养一个学生，对我们培植肯花心血。”。
在演出方面，自1921年起，南开新剧团先后演出了果戈理的《巡按》(伉乃如饰巡按、编辑部王祜辰饰知县、大学游艺股长陆善忱饰知县女、吕彭年饰刘绅)、《少奶奶的扇子》(1925-1937年大、中、女中多次演出，大学首演陆善忱饰少奶奶、孙家燮饰金女士)等。1926年初张彭春回到南开，这年高三毕业班演出了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曹禺虽然没有参加演出，可他把《少奶奶的扇子》的剧本，都看烂了。转年1927年，曹禺在暑假新剧团参加了《压迫》的演出。先后两次演出，显示出曹禺出众的戏剧才华，被赞为“了不得”的演员。“一举一动，惟妙惟肖，滑稽拆白，尽现台上，可称得全场中之明星”。张彭春发现了曹禺，立即加以重点的培养。
张彭春为了培养曹禺，引导他进入戏剧这神圣的殿堂，这年校庆纪念演出，张彭春不选用国内剧作家的剧作，也不选用现成的外国剧作的译本，而是直接选用西方名著易卜生的《国民公敌》英文原作，拿来教曹禺进行改译演出。当时国内很少有西洋剧目的演出，而且翻译的西洋剧本多不适合演出。张彭春就让曹禺直接体会“原汁原味”的西方戏剧的精髓。张彭春对学习西方，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所谓‘西方化’亦即所谓‘现代化’……不徒在攫得现代化之已成物，犹在能创造更新之文化。”应该说，张彭春对曹禺的培养，教给他学习西方戏剧艺术，不是枝节地教会曹禺演戏如何去做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或者创作写什么题目，改译、改编如何具体地改法，而是引导他直接体味经典作品、西方戏剧的精华所在。张彭春首先从《国民公敌》原作品入手，利用挂图讲解易卜生的创作道路，俨然像一堂美育课，进行艺术教育。“远观事象，近察国情”，然后结合我国实际和自己编演创作的要求，由曹禺自己去做。在改编和演出《国民公敌》后，张彭春还专门作了一次著名的、艺术生活的讲演。这次讲演，深刻地揭示了艺术与人生的内在联系：“凡是伟大的人，第一要有悲天悯人的热烈真情；第二要有精细的思想力；第三要有冲淡旷远的胸襟。要得到这些美德，不可不管艺术的生活。”“她使得人生伟大，她使得人生美丽。”这些都激励着曹禺。应该说这时在曹禺的心灵中，已经种下了一颗戏剧的种子。曹禺升入南开大学后，1928年校庆纪念又演出了《娜拉》，张彭春更把曹禺推上了一号角色的位置。《娜拉》在西方戏剧中是最难演的一出戏，是检验演员演艺才能的试金石。而曹禺在《娜拉》的演出中表演异常的成功，“大得观众之好评”。这年12月8日，在欢送张伯苓出国的大、中、女、小四部游艺会上，又演出了喜剧《亲爱的丈夫》一剧。曹禺饰“男性的太太”，其“谗言不绝，怪态百出”。他又换演一个喜剧性角色。这时应该说，曹禺的戏剧生涯达到一个巅峰。1929年他又参加了非常成功的《争强》的改译及演出。
在出版方面，南开学校在中国的普通中学中也是最早创办报刊的学校之一，有优良的传统。张伯苓把“出版”作为南开学校训练方针进行课外活动的手段之一种：“学校为训练学生写作之能力，增加学生发表思想之机会，自始即鼓励学生编辑刊物。会有会刊，校有校刊，或以周，或以季，种类繁多，于彼此观摩之中，寓公开竞赛之意。”
南开在1909年就创办了《自治励学报》，后又有《南开星期报》，到1916年学校同时有《校风》(周刊)、各学会有《敬业(学报)》，《励学》杂志和《青年》季刊。
上世纪20年代，曹禺就读期间，南开中学部师生合办刊物、学生自办刊物均为异常活跃的时期；校中办有校刊《南中周刊》(后改出《南开双周》，《南开高中学生》，同时出版《南开初中》)，会刊如雨后春笋，晨风社有《晨风》、旭光社有《旭光半月刊》、碧潮社有《碧潮》……女中部有《南开女中校刊》，粒星社有《粒星》……小学也出版了《南小》刊物。南开学校各部合办有《南开周刊》。此时，大学部还创办了学报《南开大学季刊》，又创办了出版社，出版了《南开大学周刊》，同时出刊《南开大学周刊·副刊》，而学生各个学会创办更是多种多样，如《理科学报》《商学汇报》《矿科月报》，文学社团飞沫社则有文学刊物《飞沫》；此外，青年还有《南大青年》，暑假则有《暑期同乐》(3日刊)等，南开师生还同社会报刊联系合办或主办专栏；在许多刊物中，几乎每期都刊出有关戏剧方面的评论、报道或剧本发表，仅1922-1930年，就发表了近200篇消息和报道，以及近60部剧作或译作、近40篇戏剧理论或评论文章。这些理论或评论文章，有些系统地介绍了英国的王尔德、德国的歌德、挪威的易卜生、美国近代剧和苏俄戏剧，以及日本学者的新的美学观等，这些文章多是与南开当时的戏剧活动紧密相连的。曹禺都会关注这些文章，其所阐发的戏剧和美学思想，都会对曹禺的戏剧思想产生影响。
三、曹禺在丰壤沃土上迅速成长起来
不仅如此，曹禺也是许多报刊的创办者和参编者。1925年3月，曹禺参加了南开中学文学会，后来还成为主席(总务股委员)主持会务。该会出版有《文学》半月刊，后来又改为《文学旬刊》；1926年4月，又同文学会的同学王希仁等天津《庸报》编辑，组织了玄背社，在《庸报》创办了副刊《玄背》，首次用“曹禺”笔名发表了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和诗歌等。1927年又任《南中周刊》论述专栏编辑，此前曹禺在《南中周刊》上发表了杂文《杂感》、《偶像孔子》和《中国人，你听着！》等。在《杂感》一文中，曹禺提出要“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这等于是曹禺“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的宣言。1928年张彭春和曹禺共同担任《南开双周》剧组编辑，曹禺除组稿刊发了碧朗的独幕剧《压迫》和死钟的独幕剧《疯人的世界》外，该刊还发表了曹禺的《四月梢，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南风曲》等诗歌两首。这年曹禺升入大学后，担任了《南开大学周刊》特约撰稿员和文艺组组长，南开大学出版社成立后，成为文艺组编辑。在《南开大学周刊》上,先后发表了曹禺改译的独幕剧《太太》和《冬夜》。
1929年是南开学校建校25周年，为了迎接南开“刻世纪”盛大纪念，张彭春又指导曹禺改译、演出了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争强》。这时他们不是拿来郭沫若翻译的《争斗》(不适合做演出脚本)去排演，张彭春还是给他英文原著让其深入体味原著的精髓、原著的艺术特点、结构、人物性格、语言运用，然后按照自己国情、自己演出的要求，让曹禺自己去改译成适合演出的舞台脚本。曹禺改译后再给张彭春看。张彭春看后再加以指导，并且给其点出原作者剧作的主题本意不是“斗争”，而是“看谁强”，于是张彭春提出剧名叫《争强》。曹禺体会到对高尔斯华绥《争强》原著的阅读、改译、排演的全过程，是一次完整的戏剧艺术体验全过程。他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编演经验。曹禺在《争强·序》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这次改译体会，谈到了原作者的创作思想、结构特点、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运用的简练等。他写道：
总观全剧，章法谨严极了。全篇对话尤写得经济，一句一字不是用来叙述剧情，即是对性格有所描摹。试想把一件复杂的罢工经过，束在一个下午原原本本地叙出，不散，不乱，让劳资双方都能尽量发挥，同时个人的特点，如施康伯的昏，王克林的阴，安蔼和的热，魏瑞德的自私，尤其是第二幕第二节写群众心理喜怒的难测，和每一个工人的性格，刻画得又清楚、又自然。这种作品是无天才、无经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
学校还将其排印正式出版单行本。这是曹禺第一个改译剧本的单行本。
曹禺这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舞台经验，积累了驾驭创作大型剧作的能力。他1930年转学到清华以便进一步学习西方戏剧，丰富自己的戏剧知识并掌握创作能力。1933年终于完成了他1928年开始构思的第一部代表作《雷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