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华:名家故去,“南开学派”长存


来源:南开新闻网 更新时间:2018/05/18 阅读次数:721

他是一位从教60余年的老教师,一位党龄60余年的老党员,是一位“没有架子”的名师,更是一位时刻关注历史与现实的史学家。他的一生与“南开学派”紧密相连,他就是刘泽华先生。

  北京时间2018年5月8日15时28分,这位著名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南开学派”(王权主义学派)领军人物,在美国西雅图病逝,享年83岁。

  刘泽华画像  阎振铎画

  “糊里糊涂”走进历史学

  刘泽华曾自述,自己是“糊里糊涂走进了历史学”。他1935年出生于河北石家庄一个普通农家,只上了4年半小学即因内战辍学回家务农,还在“空闲时间迷上了武侠小说和武功”。1948年冬得知学校开设补习班,刘泽华回校补习了两个月,考上了中学。

  刘泽华就读的中学距离家有15里路,走读不易,而住校又交不起伙食费,这让他感到“痛苦至极”,于是他找班主任要求退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师竟然帮助他解决了伙食费,这让刘泽华“感激涕零,当然也感激共产党”。

  1952年秋,刘泽华被保送至位于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突击学俄语,他学习十分投入,一年下来,已能阅读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的讲演稿,并获得了专科文凭。回到中学母校后,刘泽华成为一名教师,于1953年秋教初中,1954年春教高中。此时的刘泽华全力投入提高俄语水平,订阅了原版《布尔什维克》《青年一代》,并开始翻译其中的文章。

  1957年6月,正在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做理论教员的刘泽华,为避免牵涉波谲云诡的政治运动,决定考大学,并在距离高考只有15天的报名最后期限报了名。与他同时报名的几名同事均名落孙山,而刘泽华则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对于选择历史的原因,刘泽华曾表示:“就个人兴趣来说,我喜欢哲学,其次是政治经济学,但要加试数学,不行。文学吗,缺乏天份,只有报历史学吧”。

  1957年秋,刘泽华来到南开,这座与他一生相伴的学府,并最终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首届主任,“985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中国思想与社会创新基地”主任,兼任国内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

   阅读中的刘泽华  南开大学新闻中心资料图片

  敢于顶撞“梁效”的人

  1958年,尚未大学毕业的刘泽华被提前抽调担任助教,谈到提前任教的原因,他表示这是由于“过去工作六年中我很少看电影和玩,全是集中精力学习,读理论著作,像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时是一章一章出版)、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纲》、冯定的《平凡的真理》,我都频频地读。大概领导认为我还有一点理论水平,又能写点文章,所以把我抽出来”。

  当时,为了给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的一名工农干部准备“历史科学概论”课程的讲稿,刘泽华进一步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学书籍。在此期间,他感到“思想史很有意思”,并发现思想史在南开历史系属于空白,于是提出增加思想史课程,并获得历史系领导支持,此后他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杨荣国先生进修,当时粮食定量少,刘泽华“饿着肚子,咬着牙把先秦思想史都读了一遍”,体重降了十几斤,又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提前返校。

  回到南开后,讲授中国古代史的王玉哲先生由于患病,无法为学生上课。当时主管教学的魏宏运先生决定让刘泽华代课,而此时讲台下的学生中,就有日后的明史专家南炳文先生。此时刘泽华进一步将研究方向确定为政治思想史,并成为来到南开任教的政治思想史专家巩绍英先生的助教和研究伙伴。他在这一时期还撰写了《荀子的重农思想》和《孔子的富民思想》两篇文章,刊登在《光明日报》上。

  “文革”爆发后,刘泽华被贬入“中间组”,后又升级为“牛鬼蛇神”,遭遇抄家。1971年,刘泽华开始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1973年写出百万余字的初稿。1974年,当时正被下放劳动的刘泽华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会议”,并在会上因坚持观点,顶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笔名“梁效”)的主要负责人迟群,又上了“黑名单”。

  刘泽华的课堂上座无虚席    吴军辉摄

  八十岁,不收笔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泽华的生活逐渐回归正轨,他又开始为史学界的思想解放积极奔走。1978年6月,史学规划会议筹备会在天津召开,刘泽华做了题为“打碎枷锁,解放史学”的发言,并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当年下半年,他还与同事王连升合写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文。1979年3月,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刘泽华再次在大会上发言。这些文章、发言,让刘泽华和史学界逐渐“从教条主义束缚中向外蠕动出来”。

  而此时,让刘泽华最“得意”的是,他通过对战国时期的社会等级与身份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考察,发现了战国的“授田制”。1978年《南开大学学报》为此开辟专栏连续发表有关研究成果,开栏首篇文章就是刘泽华写的《论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的“公民”》。经过20多年的学术验证,学界公认战国的“授田”是一个“大制度”,而刘泽华的这篇文章则是这一领域研究的发轫之作。

  1979年,已经44岁的刘泽华晋升副教授,此后又晋升教授。他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这一期间力排众议,主持开设了“文革史”课程,开全国高校先河。

  刘泽华在80高龄仍在讲台上为学生讲课,他表示:“只要我的身体允许,不拟收笔”,而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2012年,刘泽华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2014年,由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发布,该书共9卷、总字数逾530万字,是国内首部完整、全面、系统介绍中国政治思想的通史著作,是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经过30年的摸索与积累的智慧结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在新书发布会上高度赞扬了这部著作,表示这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精品工程,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

  2017年,刘泽华自传《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出版。该书总字数约35万字,详细记录了刘泽华人生的各个阶段,以及他的学术心路历程。

  直至今年5月10日,刘泽华的作品仍在《今晚报》进行刊登,而此时他已溘然长逝,这些文章成为刘泽华的遗作……

  课堂上的刘泽华   吴军辉摄

  “南开学派”的一面旗帜

  纵观刘泽华的学术生涯,都与政治思想史密不可分,他认为“政治思想史是中国历史的灵魂”,而围绕政治思想史研究,刘泽华提出了“王权支配社会”“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等命题和论断,并带起了一支专业素质较高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团队,他们有着鲜明的学术个性、重要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被学界称之为“王权主义学派”“南开学派”“刘泽华学派”等,而刘泽华则被誉为是“南开学派”的一面旗帜。

  刘泽华认为,王权主义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可以此作为分析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思路与框架。在这一框架下,皇帝制度是王权专制主义体系的核心,帝王控制了宗教、宗法、真理(道)、理性、秩序的制高点,并具有无所不包的综合性最高权力。统治阶层是王权配给的产物,同时王权支配了思想和仕途,绝大多数士人也是王权的附属物。

  在刘泽华看来,王权主义有3层含义。一是指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指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指王权至上的观念体系。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是武力争夺的结果。总而言之,王权支配社会。

  研究王权主义的刘泽华也在高度关注现实,他认为,历史学应关注“命运”问题,时代的发展会促使人们反思历史,而反思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

  刘泽华的学术思想不仅对国内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走上了国际学术舞台,让南开大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品牌。刘泽华所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及所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集》在韩国翻译出版。著名的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当代中国思想)杂志,于2014年将刘泽华先生6篇代表性论文译成英文,以专栏形式予以推介,《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也在译介之中。

  而当谈起“南开学派”,刘泽华则认为,学派是自然形成的,他从来没有建立学派的想法,也从来没有要求学生必须接受他的观点。他在团队里实行的是学术自由,互相尊重学术个性。他们这一学术群体是“王权主义反思的一群人”,反思当中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批评的。至于说是不是一个学派,需要每个人自己来决定。

  刘泽华给学生的寄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在朋友眼中,刘泽华是一名值得尊敬的人。在同事眼中,刘泽华是一名有个性的学者。在年轻人眼中,刘泽华是一名没有架子的“先生”。而在他的学生眼中,刘泽华是把每一个学生都装在心里的恩师。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孙晓春是刘泽华的学生,他回忆在刘泽华80岁寿辰之时,学生从天南海北回到南开为先生祝寿。这个活动也是一场学术座谈会。会上,刘泽华回顾了在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经历,无论是博士还是硕士,对其考学过程,所作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令人敬佩的不只是先生超人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学生都装在先生的心里”孙晓春说。

  出版于1988年的《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历史反思》是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瑞兰的首部著作,也是她与刘泽华的合著。她表示,“先生以先进携后进的大儒胸襟,将对战国改革的穿透性思考倾心授我,使我常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先生是我在南开的第二导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回忆,1975年他留在南开历史系中国古代教研室任教,时任教研室主任的刘泽华曾给予他非常多的鼓励和帮助。“鼓励我上讲台,鼓励我参加写作。我的第一门课,刘先生亲自来听课”。孙立群还记得,当时刘泽华一再鼓励他“在学校就得上课”。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孙立群整整40年,没离开过课堂。

  “南开大学有我特别景仰的学者,一位是刘泽华先生,他是我国政治思想史上继杨荣国之后的一面旗帜”。著名剧作家、历史学者刘和平对刘泽华敬仰有加。2007年,当刘和平的剧作《大明王朝1566》开播时,刘泽华表示:“和平很有抱负,总想为我们的民族写点新东西,我认为,在这部作品里,他做到了,他确实为我们的民族和历史争得了一份荣誉。”

  刘泽华的学术魅力在国际上不仅在“走出去”,也在“引进来”。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教授、南开大学讲座教授尤锐(Yuri Pines),于1993年来到中国时,得知南开大学有位刘泽华教授,便选择到南开继续深造。他表示,在听了刘泽华对政治思想的阐述后,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思考和启发。此后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回南开看望刘泽华,在《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新书发布会当天,尤锐也应邀出席参与研讨。

  刘泽华(右二)与王玉哲、杨志玖、范曾在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楼

  斯人远去,学脉长存

  刘泽华总说自己是一个“糊涂的人”——糊里糊涂走进历史学,书房也曾悬挂“难得糊涂”的书法,2009年在纪念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上,刘泽华更是笑称自己已经“老糊涂了”,而在这“糊涂”之中,刘泽华却从未停止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

  刘泽华的书房曾是南开大学北村的“再思斋”,满墙的书架“顶天立地”,上面排满了书,被他的学生戏称为“刘家庄”。“庄”的意思是“土”,书房也像农家一样讲究实用,他自己也曾表示自己“自始至终,都只是个农民”。2000年,刘泽华搬到南开大学西南村居住,为庆贺乔迁新居,范曾先生送来一幅画,画的是“巢由洗耳”,于是他的书房又成了“洗耳斋”。刘泽华希望让人理解“洗耳”的真实含义:既是“洗耳恭听”的谦和,也是表达自己不容尘俗,对学术初心的坚守。书房里有数万张卡片,是他一辈子读书的结晶,他看得很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冬君曾师从刘泽华。她记得刘泽华的书房曾先后挂过3幅字,最早是“神与物游”,此后换了“难得糊涂”,后来又换成了“死猪不怕开水烫”。刘泽华曾问学生们哪一幅境界最高,大家都认为是“神与物游”,刘泽华则说:“差矣!”,并指着“死猪不怕开水烫”说:“是它!”这让李冬君觉得,“这一震撼,如雷贯耳,余威未尽,至今仍在心中留下波澜……”

  刘先生去了,留下桃李满园。

  南开大学在以学校名义致刘泽华先生家属的唁电中表示,先生一生潜心史学、勇于作为,关注现实、重视反思,学问扎实、著作等身,在中国思想史领域勤勉耕耘,终成一代学者楷模;先生一生传道授业、桃李芬芳,为我国史学发展培养大批人才,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的不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先生一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襟怀磊落、志趣高远,他的逝世是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品德学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江沛认为,刘泽华先生体现出一个真正史家应当具备的责任感,是为真理、道义勇于担当的学者楷模。

  刘泽华的挚友、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宗一表示:“刘泽华在很多事情上指点了我,我追随他的思想,很多青年也相信他的史学思想,这是了不起的,他得到了尊重,也是南开的光荣。”

  2017年,刘泽华曾在访谈中谈到王权主义与社会形态等问题的再思考,以及今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而今,这些思考只能由学界的后来者继续思索了。

  刘泽华先生走了,但他的思想长存。大师虽然远去,但“南开学派”将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