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平易近人 育才桃李芬芳——缅怀严志达先生


来源:南开校友网 更新时间:2017/06/08 阅读次数: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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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陈省身夫妇与严志达夫妇合影(左起严志达、 陈省身、陈省身夫人郑士宁、严志达夫人于德求)

  他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先生,他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长者,他是一位终生致力于研究“李群”(Lie group)的院士。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南开数学研究所)教授严志达先生诞辰100周年。6月5日,70余位严先生的学生、同事与数学学者从全球各地聚会南开,缅怀严先生,并以学术交流的形式,为南开数学学科李群理论研究队伍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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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群拓扑工作的里程碑

  严志达出生于1917年11月8日,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1946年赴法国公费留学,师从著名几何学家C.Ehresmann,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52年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南开大学任教,1985年应陈省身先生邀请,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李群、李代数、微分几何及齿轮啮合理论等研究工作。

  李群是数学中同时具有群结构和流形结构的一类研究对象,在数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及物理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严先生的一生与李群有着不解之缘,大学时代已展现出杰出的研究才华。1940年,他与陈省身先生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篇,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篇论文,此文得到的关于积分几何的运动基本公式被后人称为“陈-严公式”,这一研究成果至今仍被人们引用。

  著名数学家C. Chevalley在195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大会报告,其内容是关于李群Betti数的计算。他在报告一开始,首先就在黑板上写下了严志达的名字,指出例外李群的Betti数是由严志达最早得到的。陈省身先生则指出:“志达对李群的拓扑的工作是一个里程碑”。

  研究生师从严志达先生的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江家福说,严先生对科学很“敏感”,他关于李代数分类的一个成果于1959年发表,而同一成果日本科学家在1965年才得出,严先生领先了6年。

  1966年,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严志达先生被迫中断原有的研究工作,但他仍心系学术,和吴大任、骆家舜等组成齿轮啮合的研究小组,从1972年开始对齿轮啮合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齿轮啮合的数学理论,并得到了很多发展、应用,特别是有效应用于锥齿轮的研究,使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这项研究被选为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要成果。

  北京大学教授陈维桓的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严志达先生,在他眼中,严先生是一位能“画龙点睛”的学者,研究问题直击“要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万哲先对严先生也有着高度评价,未能来到现场的他,特意为大会发来信函,信中说:严志达院士是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在“微分几何与积分集合”“李群与李代数”“特殊李群的拓扑”等方面均有重要贡献。他巧妙地运用李群表示理论,成功地标出了特殊李群的贝蒂(Betti)数,在李群拓扑的研究上是一重大贡献,实为一里程碑之作。他还对齿轮的啮合理论给出了数学基础,推动了锥齿轮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对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成果丰硕的严志达先生,一直保持着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他指导的研究生、南开大学原校长侯自新表示,严先生一生对名利看得很淡,199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严先生并未报名,陈省身先生得知后认为,严先生不当选院士有“遗珠之嫌”,在陈省身先生的力荐下,严先生最终当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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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纪念严志达院士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的代表合影(摄影 任永华)

平易近人收获桃李芬芳

  谈到严志达先生的为人,他的学生、同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关心学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教授陈吉象回忆,严先生不论面对何种境遇,都一直乐观,从来不曾抱怨。

  侯自新说,严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强调学术民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人云亦云。他还鼓励大家独立思考并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龙以明,于1978年考取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并担任班长,他记忆中严先生会不时找他询问自己指导的研究生的情况,关心他们的学习、发展。

  “严先生是南开数学研究所(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的第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为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副所长冯惠涛曾师从严先生攻读硕士学位,他曾在1988年有一个关于“对称空间中全测地子流型分类”的想法,并向严先生汇报,严先生耐心听取汇报后,向他推荐了几篇数学家Dykin的文章,并鼓励他继续深入思考。冯惠涛阅读Dykin的文章后才发现,这些想法已经在文章中有了,严先生熟知这方面的情况,但并未打断他,反而鼓励他继续阅读文献,独立思考,这对他学术自信心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曾与严志达先生合作开展研究的许以超看来,严先生是一位标准的学者、很好的老师,他爱护学生,总是希望帮助别人提高。时至今日,他也一直在以严先生的方式来指导学生。

  严志达先生对学生的爱是持续的,他指导的研究生、天津理工学院(现天津理工大学)原副校(院)长陶惠民表示,学生毕业后找严先生帮忙,他都会全力帮助。1985年,已于天津理工学院任教的陶惠民正是在严先生的帮助下,成功邀请陈省身先生到该校做学术报告,使该校的学术气氛为之一振。也正是源于严先生严格、扎实的培养,陶惠民在天津理工学院任教期间,哪怕只有很短的备课时间,他也能从容上好若干门专业课。

  江家福说,严先生致力于创建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学术团队,他注重让自己的学生将数学与其他学问“联系”起来,所以培养出的学生思维都很活跃,这种思维让在江家福从政后也受益匪浅。

  除了数学,严先生还对文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时任河北大学数学系教授的张知学回忆,严先生和他在一起会讲历史,“对三国、红楼都有自己的见解”,严先生来保定访学时,还与他谈黄庭坚的作品。

  曾任严志达先生助手的张大干说,严先生曾问他:“你知道曹雪芹、蒲松龄,知道清朝的一品大员吗?”他回忆,严先生对读书的观点是:“死读书,读死书,则读书死”。

像严先生一样学习工作

  1954年开始,严志达先生在南开大学主持“李群与微分几何”讨论班,长达十余年,曾任严先生助手的南开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孟道骥表示,这个培训班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活跃的优秀人才,也取得了一系引人注目的优秀成果。

  文革结束后,严先生继续开展李群研究,这一耕耘,又是20年。

  1999年4月30日,严先生因病在津逝世,享年82岁,陈省身先生用传真发来挽联,对严志达的数学人生做出了精确概括和高度评价:“足迹深入特殊李群,精思冠侪;影响包括曲率积分,创见无尽”。

  时任南开大学数学系教授的骆家舜在严先生病重期间前来探望时,先生已说不出话,但仍看着他,用手在在空气书写着什么。“大概他想问问我情况怎么样,这一幕,我永远忘不了”,骆家舜瞬间哽咽。

  “严先生为数学研究与祖国的科学教育做出了突出贡献,纪念严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像他一样的学习、工作。”纪念会上,带着全校师生员工的敬意与怀念,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大家缅怀严志达先生,不仅因他是一位成果卓著的院士,更要学习他为人治学的态度。严先生刻苦勤奋“真做学问”的精神,是所有学生的楷模,而他在1952年毅然回国,在复杂政治环境下长期坚持工作的精神,是所有教师的楷模。

  万哲先说,严志达先生遗留给我们的数学遗产是丰盛的,我们应该努力继承,发扬光大。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方复全则认为,严志达先生的精神,值得下一代传承。

  值得欣喜的是,严先生在中国留下的“李群”血脉,正在发扬光大。严志达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数学、献给了南开,他在南开建立了“李理论”研究方向,培养了大批“李理论”研究专家,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学科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我国“李理论”研究事业在近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从65年前的“单枪匹马”,发展到现在全国范围内数百人的研究队伍,其成果也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肯定与重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严先生对学生的关爱正得到反哺。他指导的研究生、美国海军研究院教授康伟,居住在美国北加州城市萨拉托加,严先生的夫人与女儿同样居住于此,两家只有五分钟的车程,隔几周康伟就会去看望她们。

  康伟说,严先生教的东西不止在“书里有用”,凭借严先生言传身教的“功底”,他去美国改学应用数学后,把分类思想推广到控制系统,并用“分类思想这个榔头,敲了十几年的钉子”。

  而在南开大学,对严先生的缅怀与学习也从未停止,6月6日——9日,在纪念会结束后,一场“表示论与调和分析研讨会”正在举行,大家以学术的形式让严先生的学脉永续。(聂际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