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张伯苓老校长诞辰141周年


来源:南开校友网 更新时间:2017/04/07 阅读次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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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7年4月5日)是中国爱国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张伯苓先生诞辰141周年纪念日。虽然老校长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的精神理念永远照耀着南开园。

张伯苓(1876.4.5—1951.2.23),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1895年10月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此前半年,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一条就是允许日军驻扎威海卫。1898年7月,英国强租威海卫,张伯苓随船送清廷官员前往办理移交手续,亲身经历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深感“自强之道,端在教育”,立志“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是年,他结识倡导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了艰难的办学之路

张伯苓毕生的理想追求和教育实践,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从1904年开始,经过30多年努力,在南开学校的办学基础上,一个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南开系列学校教育体系屹立于中华大地:1904年创办私立中学堂(1912年更名为南开学校),1919年开办南开大学,1923年开办南开女中,1928年开办南开小学,1936年开办重庆南渝中学,1937年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南开系列学校的异军突起,特别是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心系国家、服务社会的爱国道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公能”品格,充满朝气、面向未来的青春精神,更是造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独特的“南开现象”。

张伯苓的一生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接办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了著名的南开教育体系,培养了包括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在内的大批英才。

在张伯苓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那年,中国的海军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时大败,并且被摧毁了,再没有军舰供他受较深的训练。他只得回家等候一年,才又得去到海军练习舰“同济”号上了三年学兵军官。就是在“同济”舰上,他亲身经历到中国国耻最难忘的一次意外事件,并且最后使得他决心脱离海军献身教育事业。

1898年南开创始人之一严修,为了教育自己及友人的子弟开办家馆——“严馆”,聘请张伯苓为教师。张伯苓应聘,对学生讲授英文、数学、自然科学等课程,并重视体育。1901年士绅王某开办“王馆”,请张伯苓每天下午给学生上课。1903年严修和张伯苓去日本考察教育。日本教育发达,给了他们很深刻的印象。返国后他们决定把家馆改为正式中学。1904年“第一私立中学”开学,共有学生73人,教师4人。每月经费为纹银二百两,由严王两家分担。1906年有人捐赠土地及捐款,于是盖了校舍。1907年改名为“南开中学”。南开中学建立后三十年里得到各方面的捐款,利用捐款在学校附近买了百余亩土地,为将来扩展时需用。1919年创办了南开大学,拥有文、理、商三个学院。1920年设矿学院。1931年增设经济研究所。1932年设化工研究所。1923年设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南开小学。1932年南开学校共有五个部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开大学及南开经济研究所。学生总人数达3000人。

张伯苓反对只空喊口号而不做实际工作的所谓爱国,主张把爱国的精神和报国的能力结合起来。他说:“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他在1934年颁定南开校训时强调,南开致力培养的是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1937年7月,南开大学因师生爱国言行而被日军炸毁。仅仅月余,先生最疼爱的四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作战,中途遇难殉国。张伯苓听闻噩耗,默然许久,缓缓说道:“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倡导的爱国精神。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张伯苓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严馆的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那时没有体育设施,他就在院子里放两张木椅,上面架一个鸡毛掸子的长竹杆,作为跳高的横杆,让学生把长辫子盘在头上,撩起长袍的衣襟,学跳高。这在当时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罕见之举。

南开学校创办后,他更强调:“南开学生的体质,决不能象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于是体育教育便在南开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各年级每周都有二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课。张伯苓还言传身教,经常与学生一起踢足球,不时亲自带领学生参加比赛。

可以说,南开学校是张伯苓以体育强国强种的重要试验场,其鸿鹄之志体现在当时南开的每一个角落。在张伯苓的大力倡导下,体育之风吹遍了南开园,优秀的运动选手和实力雄厚的运动代表队也不断涌现。从董守义到郭毓彬,从中北足球队到南开五虎,都是曾经在天津、华北及全国各地甚至远东比赛中威振一时的骁将猛士。

“积沙成塔,积羽沉舟。”张伯苓的努力在当时的全国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还被推为中国体育事业的领导人物。正如著名体育专家、曾任职于南开的郝更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近五十年来的体育史,和张先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数十年来,先生提倡体育的热忱,始终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领导作用,对我国体育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国体育能有今日的基础,先生之功甚大。”

张伯苓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代表之一,在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时,最初也曾走过一段弯路。1924年,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轮回教育》一文,尖锐批评南开教育食洋不化、脱离实际。经过反思,先生加快了教育改革步伐。到1928年,他明确提出,南开今后的发展要“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从全盘引进并照搬西方教育,到主张教育要适合中国国情、办出一个“土货化”即中国化的南开,是先生在学习外国过程中反复摸索得出的正确结论。他的正反两方面的办学经验,对我们今天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仍具有深刻的启示。

张伯苓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始终朴实无华,老舍和曹禺称赞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他深知俭可养廉,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所以一切家务均由夫人亲自料理,而从无仆役。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张伯苓性喜安静,但不刻意追求居住的舒适与安逸,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但是,张伯苓十分注意个人仪表,衣着整洁,朴素大方,他在嘴边上常挂着一句玩笑式的“名言”,叫做:“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病逝,亲人们收拾张伯苓遗物时,发现他的钱夹里仅有七元四角和两张戏票。张伯苓身后只有这区区几块钱。他房无一间,地无一亩,但留下了四座学校:南开大学、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重庆南开中学。